当家人纷纷前往京城，各大商号的商主也赶往京城，一是行祭拜之礼，二是送贺礼。
名重生的骨灰置入棺椁中，灵堂设在名花流京城分舵，分别设了四个祭拜灵堂，方便各方人士悼祭。讣告停灵七日，往来拜祭人员不绝，有武者，有商贾，有士人官员，也有普通的临安百姓，都是受过名花流恩惠的坊郭民众。在武者和士人官员祭拜的两个灵堂中，人们见到了身穿白布深衣、随同名可秀一起行孝礼的卫希颜。眼见得结侣的真人在此，那直面冲击的感觉与看报听报所得大不相同，让人瞬间空白，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只有“天作之合”闪念而过，即使之前非议两人结侣的那些士子和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这两人的气度风采，珠联璧合。
至停灵第三日，以宰相丁起为祭告使的众位朝臣联袂而至，携旨而来。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
关于谥号之议——
从宋代起，文臣的最高谥号是“文正”，武臣的最高谥号是“忠武”。
“文正”应该是起源于文贞，比如唐朝的魏征，但宋代之前，“文”字后面带的字似乎是没有等级的，如房玄龄谥号“文昭”，姚崇谥号“文献”，狄仁杰谥号“文惠”，并无明显的等级之分，还是很单纯地是按照个人的特点来定谥，其他书友正在看:。
到了宋朝，为了避仁宗赵祯的名讳，将文贞改为文正。虽然就历史渊源来讲，文贞和文正一脉相承，但是就地位而言，还是应该区别待为好。魏征谥号“文贞”应该是“清白守节曰贞”而定，这和正的意思有本质区别。
“文正”的发扬光大是从仁宗时代起。当时宋仁宗想赐谥他的老师夏竦“文正”，结果朝臣纷纷反对，司马光说道：“谥之至美，文正也！”（司马光的这个结论有可能是根据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提到的谥法解得出）。
司马光说：“谥法本意：道德博闻曰文，靖共其位曰正。而夏竦奢侈无度，聚敛无厌，内则不能制义于闺门，外则不能立效于边鄙，言不副行，貌不应心。语其道德，则贪淫矣；语其正直，则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识，夏竦得‘文正’之号，不知以何谥待天下之正人良士？”
最后仁宗被迫谥夏竦为“文庄”。
从这次争论之后，文正被士大夫所重，而第一美谥的地位得到确立。
自司马光以“文正”为最美被士大夫接受后，谥文正的标准甚为严格。
比如清代，一般的谥号是由大臣先选定几个谥号然后由皇帝选择，但是只有文正这一个谥号是大臣们无权建议的，只有当皇帝觉得失去一个股肱之臣、社稷栋梁的时候由自己建议，文正的特殊性可见一般了。
再论武臣谥号，狄青很冤，是被文臣猜忌而死，仁宗要定谥“忠武”，被一帮文臣给拧了，最终定谥“武襄”。又如岳飞，谥号“武穆”，这是宋孝宗时定的谥号，到宋宁宗时，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所以，正经的来说，岳飞应该是岳忠武，不是岳武穆，“忠武”是最高谥号。
又论：单谥和双谥。
单谥“文”和双谥“文正”，究竟谁的规格比较高呢？
唐代，人臣单谥一个“文”的，有五人：韩愈、白居易、李翱、陆希声、权德舆。
宋代，人臣单谥一个"文"的，有三人：杨亿、王安石、朱熹。
宋代谥号“文正”的，有八人：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郑居中、苏轼。（很多宋人士大夫认为：唯范仲淹、司马光、王旦应为文正，其余五人应是文贞，为避仁宗讳而为文正）
很难说“文”和“文正”哪个更高。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以欧阳修定谥号的过程来评断一二——
太常寺合议时说：“公（指欧阳修）为圣宋贤臣，一世学者之所师法，明于道德，见于文章，究览六经群史诸子百氏，驰骋贯穿，述作数十百万言，以传先王之遗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马迁、扬雄、韩愈，无所不及，而有过之者。方天下溺于末习，为章句声律之时，闻公之风，一变为古文，咸知趋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于三代汉唐者。太师之功，于教化治道为最多。如太师，真可谓文矣。”
博士李清臣阅读行状，考按谥法，说：唐韩愈、李翱、权德舆、孙狄，本朝杨亿，皆谥文。太师固宜以文谥。
但是，太常寺卿说：文则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谏诤，当加献，为文献；无已，则忠，为文忠。
众人又合议，说：文献迭犯庙谥，固不可，忠亦太师之大节。太师尝参天下政事，进言仁宗，乞早下诏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继体，今上即皇帝位，两预定策谋，有安社稷功。和裕内外，周旋两宫间，迄于英宗之视政。 盖太师天性正直，心诚洞达，明白无所欺隐；不肯曲意顺俗，以自求便安好；论列是非，分别贤不肖，不避人之怨诽诅疾，好看的小说:。忘身履危，以为朝廷立事。 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丽“文”，宜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