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遂定谥上奏。
单从上面的过程来看，文忠并不是比文低的谥号，而是要以忠字来补充文字。
但又有说法言：当时的太常寺卿与欧阳修有矛盾，所以定谥时损了他一把，没能定成“文”。
又据说：欧阳修私德不修，有两桩丑闻，所以影响了他的定谥。
第一件事是关于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虽说是“外甥女”，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当然在宋代社会中欧阳修和她还是有严格的伦理与辈分关系。
欧阳修的妹妹嫁人不久便守了寡，欧阳修可怜她，便把她和外甥女接到自己身边抚养。外甥女长大成人，嫁给了欧阳修的远房侄子欧阳晟。欧阳晟可能有性能力障碍，外甥女耐受不住，便与家仆陈谏私通，被人发现送到了开封官府。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外甥女突然揭发欧阳修和她有不伦之情。后受人利用，屈打成招，竟然说欧阳修和她有**，还欺占了她娘家的财产——有人事先用张氏的家财购买田地，落在欧阳修名下。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斗争，目的就是置欧阳修于死地。欧阳修上表为自己辩白，仁宗皇帝也不相信欧阳修会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多次作出批示，表明态度，但人言可畏，何况那些人不依不饶，他的政敌钱勰借此攻击他，欧阳修有口难辩，仁宗只好将欧阳修贬到滁州。
第二件事更严重了。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蒋宗孺犯了事，遭到弹劾，蒋本来希望欧阳修能帮自己开脱一下，没想到欧阳修却上书要求尽快处理。蒋对此恨恨不已，就揭露出欧阳修和大儿媳吴春燕有染。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这件事还被人告到皇帝那里去了，不过宋神宗不相信，方才作罢。
这两件事对欧阳修的打击很大，他心灰意冷，一再要求辞职，但未被允许，过了几年，就去世了。定谥时这两桩事被太常寺卿给翻了出来，影响欧阳修谥号“文”——从这么来看，似乎单谥“文”又比双谥高。
然而究竟何为真相，争议颇多，也无法就此断定“文”比“文正”高。
再看朱熹定谥时，刘后村言：“（朱熹）庇民之学，郁而未伸；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合文与忠谥公，似矣而非也。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简矣，而实也。请以韩子（韩愈）之谥谥公。”——按此理解，“文”的谥号是比较符合朱熹的道德文章，而忠字则不及，和朱熹一生的官运联系，确无大忠之事表现出来。
某西个人认为，谥“文”之人有个规律，就是本身是学问大家，但是和政治的牵连并不大，这点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程朱理学”的朱熹，“新乐府运动”的白居易，"西昆体"诗歌主要人物杨亿等都可以看出来，虽然为官但是都不算是国之重臣，其他名气较小的如李翱、陆希声、权德舆等都是诗人出身，参政也不深入，或许可以由之认为谥“文”，是以突出表彰学问上的造诣？而在政治上的功绩不显著，故而没有选择另外一个字来配合。
当然上述规律有一个人是特例，即主导熙宁变法的宰相王安石，这是不折不扣的国之重臣，为什么也是单谥文呢？
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王安石的谥号“文”是哲宗定的，当时新旧两党的势力仍然在相互抗衡，哲宗本人也经历了从一个旧党支持者向新党靠拢的过程，特别是由于支持旧党的高太后的存在，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所以，王安石的谥号很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妥协。
无论“文正”还是“文成”，旧党都不同意王安石定此谥，“文正”是要德才兼备、恪尽职守、忠君爱民——旧党认为王安石敛财，失君子之德，又乱法害民，不足以为正。而“文成”的成有安民立政之意，显然旧党认为王安石也是不具备的。于是，最终单谥一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