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之子）的族弟，和米翰林一样写得一手好字，是解试举子出身，可惜未能得中进士。
听说他落第回到通州后，不久就卖了家中经营的一个香料铺子，换得银钱开了家书坊，取了个怪异的名字叫“寻常书坊”，书坊里面的书籍可售可借阅，售价比别家便宜，《论语》《孟子》等儒家经籍，只售百文一部，还是全国闻名的杭刻本，而借阅一书所花不过十文，可带回家誊抄三日，惠及不少贫寒学子，米希孟因之在通州士子中享有很高德望。但论财力，米家在通州大商贾中是排不上号的。
魏东福道：“米大官人财力虽不及那些行首纲首，惠及读书人的德行却是有口皆碑，这次能得国师接见应该不是偶然……听说他这次带的货除了湖笔、苏墨、建砚、竹纸外，还有开蒙书、名家词集、朝廷允许外销的经史子集类——都是元边纸建本。”
大宋的湖笔、苏墨远没有宣笔、徽墨出名，在文房用具中，和建州陶砚、竹纸一样价格不高，但质量却不差，很受中下家庭的读书人喜爱，远销日本自然是卖给日本的中等贵族。
以前日本学习大唐时，公卿贵族都以使用大唐商品为荣，现在日本学习大宋，上下贵族都以使用大宋商品为荣，视本国出产的为“土货”，包括文房用品。比如，日本纸在大宋很受欢迎，尤以但马纸为贵，但倭人却以用宋纸为荣。
像元边纸在大宋就卖不起价，它是竹纸中较脆又较粗糙的纸张，所以价钱便宜，当然印书的元边纸比书写元边纸稍厚，但纸价也很低，贩到日本后即使起价四五倍，也不过三四百文一刀。虽然比起同等质量的日本纸价钱略高一点，但很多有余钱的倭人宁肯多花几十文买宋纸，而不买国产纸。所以，不少宋商卖文房用品到倭国其获利翻了几番。
并且，日本国的书价尤贵。以前都是公卿贵族才拥有藏书，识字读书也是贵族的特权——虽然日本后来学习大唐兴办官学，但官学只收贵族子弟，到平安时代前期兴办私学，才开始招收庶民，但私学在数量和规模上都不及官学，庶民子弟能上学的仍是少数。而日本的印刷术远不如大宋发达，使得书贵如金，即使中等贵族的家里藏书量也是不多的。
南廷允许外销书籍后，很多海商看中了日本的书市。而宋版书比日版书印刷更精美，字体排版更清晰工整，很快便占据了日本大半书市。有财力的宋商从书肆批买印刷精贵的官刻本和杭刻本卖给公卿贵族，而中等财力的宋商则批售价格较低的建刻书。所谓建刻是指福建建阳的刻本，世称建本，以量大价廉而闻名。所以“元边纸建本”在大宋意味着低价书——当然绝不是坊间的劣刻本——销到日本的价格虽比本国贵了好几倍，但比起日版书还是便宜的。
无形中，使得能买得起书的日本平民多了起来，如商人、坊市民，还有那些拥有“士”的身份却被排斥在贵族圈外的中下层武士。而这些人，有可能最先接触的就是来自大宋的蒙学书，接受的是大宋的文化……
这位米大官人将“寻常书”卖到倭国，也想让更多的倭人读得起书？——郑七郎脑海中突然蹦出这个念头。
便听魏东福道：“……现下会说大宋官话的倭人越来越多了，七郎就算头回来倭国，也不怕出门没了方向，在这博多城的商铺随便找个倭商，都能用大宋官话道个东南西北。”
郑七郎哈哈道：“那敢情好，不用比手比脚、连猜带蒙了。”
“哈哈哈……”三人都笑起来。
说话间，已轮到他们这艘海船泊岸，三人互相拱手道别，便赶着吩咐随从去码头叫人力，准备卸货入关了。
东边码头上，粮秣队已经分队出发采买补给。卫希颜的官船停在旗舰左侧，叶清鸿在两名亲卫的陪同下，下船出了港口，去经历这些不同于大宋的海外风情，以修炼她的道心。
卫希颜没有出港，从官船移步到旗舰，接见来自通州、秀州、明州，以及留驻博多的各地宋商代表，询问贸易状况，又问起宋商在倭国遇到的困难，有何建议等等。言语态度很是温和，渐渐让这些商人去了两分拘谨，说话的胆子也大了两分。
因占地利之便，赴日贸易的明州籍和秀州籍商人最多，而通州设立市舶司还是近两年的事，在对日贸易的宋商派别中相对较弱，此次会见中便几乎被明、秀二州的商人抢尽了风头。通州商人暗道不妙，若不能给卫国师留下深刻印象，只怕日后都要被这两州给压下去。
在座的五六名通州海商以舶商行的行首邓安常为首，互相对了个眼色后，决定大胆进言。
邓安常觑了个空子，道：“……随着我朝商人在倭国贸易的越来越多，这商事纠纷也越来越多，大宰府不好处置，或拖延不办，或含糊其辞，或处置不公……引起很多怨言。不知朝廷可否像三佛齐那样，在倭国也设立‘大宋商民领务馆’，派遣朝廷官员治理宋商事务？”
在座宋商先是惊愕，继而带着忐忑不安的期待，心情很是紧张。这是横亘在众人心头的一桩大事，没想到通州邓安常竟然有胆子提出来，一时既有些嫉妒，更多的却是期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