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秋雨过后，天气转凉，早晨起来地面挂了一层白霜，马上就要到滴水成冰的冬天了。飒飒秋风起，草黄树叶稀，北雁南归去，至此无春意。东北的秋季像个兔子尾巴特别短，紧张忙碌的秋收开始了。
俗话说：三春不如一秋忙，知青从城里下放到农村，按理就是来支援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来了，可是偏偏在秋收之前让他们这些壮劳力去山里伐木，这种做法难免有悖常理，让人不可理解。我听小舅说，知青点儿半夜闹鬼，经常有动静，鬼哭狼嚎的，女知青的内衣内裤时不时就丢了，把胆小的女知青吓得半死，还有的吓出精神病来了，而且，包括我大哥在内的男知青也经常能感觉到房子邪气很重，半夜有人敲门，而且他们不知道咋回事儿，各个都脾气火爆，已经发生了几起内讧的暴力事件。大队支书赵金贵怕摊责任，经请示上级领导，就把男知青打发到大兴安岭去搞副业了，把剩下的几个女知青归拢到上海女知青点儿，让她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因为，这些男女知青们一旦上山下乡，户口就在城市注销了，他们就不再吃商品粮，现在的身份就是农民，是农民就得土里刨食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来养活自己。
“真有鬼吗？”我问小舅。
“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小舅的回答模棱两可。
我又问姥姥，姥姥说：“鬼当然是有的，凡人是看不见的，不过他欺软怕硬，你害怕他就附身，你要是不怕，他就离你远远的，当然了，鬼还分好鬼和恶鬼，就跟活人一样。”
如此说来，我大哥他们那些知青都是胆子很小的人了，我又一想，不对呀，他们在城里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他们斗这个斗那个的敢把皇帝拉下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我又问小姨，小姨只是淡淡地说了四个字：“相信科学。”然后她又特别补充了四个字：“相信自己。”
我没有见到我大哥，不知道想当知青如何办手续，是不是得经过家长的同意，另外我的年纪也是问题，不到十八岁就不是成年人。我吞吞吐吐地把我要坚决插队的意思说了，小姨既惊奇又佩服地用她那双黑黑的美丽丹凤眼盯着我看了半晌，她老成持重地说道：“好样儿的，自古英雄出少年，勇气可嘉，但是你跟父母怄气，来姥姥家住多久都可以，想在此扎根务农，我第一个就表示强烈反对！至于理由嘛，等你住一段之后，你自己就慢慢悟明白了。”
我的小舅特别是我的姥姥也都极力反对我来插队，杂七杂八的原因说了一大堆，如此一来，我私自盘算好的事儿暂时搁浅。反正学校我是绝对不回去了，就是我爸臭老九郭老师来求我我也不会答应的，何况，就他那知识分子的酸臭脾气也根本不可能向他的儿子服软示弱。再说了，像我这么大的跟牛犊子似的半大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关键时期，一天总感觉肚子没底儿，特别能吃，小米饭能吞三大碗，大馒头能噎进去五六个，就我那粮本上的每月二十一斤成品粮，不够我一个星期吃的，我不好好读书却赖在家里游手好闲干吃饭还三天两头总给他惹事儿，我那爱憎分明的臭老九的爸爸还不把我当成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给灭了？！
好在我妈捎信来说让我在姥姥家多捡点儿秋粮，她在家里又养了一头猪，需要加料才能长膘，长膘了才能卖上好价钱，有钱了才能给儿子娶媳妇，她是按照她十七岁结婚的标准来衡量我的两个哥哥的，开始为儿子的终身大事操心了。据我所知，一个十九一个十八挨肩儿的两个哥哥一门心思造反闹革命了，他们连对象都没有，结个**毛的婚吗？
社员们一边起早贪晚收割，一边紧锣密鼓地往生产队的场院里运输，努力让汗水浇灌的庄稼不遗漏在地里，做到颗粒归公。实际上，集体生产就是大帮哄，干好干坏是一个样的，只要出工混下来就给记满勤的工分，到年末按照工分多少来分红领钱。后来的事实证明，人民公社这种一大二公的脱离中国国情的管理体制打消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劳动效率的低下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倒退，难怪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普遍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和包产到户。虽然，刘少奇被打倒了，社员们的自留地大都被收回了或者缩减了，但是，农民都是小门小户的过日子，大都养一些小家禽，而伟大领袖在此时又发出了“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最新指示，要求平均每户一头猪。在这种形势下，社员们只能打集体的主意，揩公家的油。他们有意无意地把苞米棒子高粱头和谷穗子黄豆荚遗留或者埋在垄沟里，一俟生产队的马车拉完了一块地的庄稼，立刻就有家属孩子们拎着土篮子和面袋子一哄而上，做着那种名为捡拾实为取回家去的损公肥私的勾当。
生产队长崔大麻子心知肚明，他家也养猪养鸡，而且数量比一般人家还多，他也有三亲六戚左邻右舍，对这种行径就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每当这时，我姥姥就非常着急，可她是地主婆跟贫下中农不一样，望眼欲穿的不敢去，我就及时地出现在捡拾庄稼的妇孺队伍里。我捡的庄稼果实一半给姥姥家，一半运回县城的家里，所以，我赢得了姥姥一家人的特别好感。仅就我爱捡庄稼这一点，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