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人长期占有耕地而不使用浪费土地现象日益严重
全国统一免除农业税和其他管理费以后，承包制的合同债权性质丧失。剩下的物权性质，只承认承包人使用土地的权利，对于承包人荒芜、浪费土地的责任人没有硬约束。
全国各地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农民纷纷弃农经商和打工，耕地荒芜、浪费现象由来已久，并且日益严重。与此相对应的，许多成家立业后的妇女和子女甚至于孙子女，由于未赶上分配土地的时候，很想种田也得不到机会分配。承包期过长，他们越是少有机会参与土地分配与承包。如果他们付出代价承租他人的耕地，又意味着他们本来是同等公民、一等公民，却沦为不同等公民、二等公民，这本身也是不公平合理的。
4．多数农民并不认同30年承包期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
由陈小君等著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田野调查解读》一书，介绍了于2002年10月调查广州市白云区农地调查的一份报告（组长许文晋，组员王颖琼、孙艳、张巍）。其中，调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意向，“大部分农民认为该政策不好，或无所谓，很少持欢迎态度的。农民认为，田地有好坏，在分到差地就要耕种一辈子，特别是对刚成年但还没有结婚的青年来说，以后的日子将很难安排，而且出嫁女不会回来耕地，女儿多的人家就占了便宜。村干部则认为，30年不变，对于干部来说省了不少事，但农民肯定要为分地争执不休。另一些用地需求比较大的村的干部则认为30年的期限已经过长，个别承包人会以承包权为要挟，过分抬高地价，使用地工作很难开展。”
广州市的调查结果，其实是全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农民阶级认为不好的，肯定是不好的。可惜的是，立法机关与专家学者、广大农民缺少互信机制。
5．有关专家学者解读物权法的理论值得商榷
其实，有关专家学者解读物权法的理论，并非是从法理来阐明的，肯定是顺着官员的旨意来照猫画虎的。
其主要观点有：
（1）量出而入的逻辑思维：“承包期过短，难以调动承包人增加投入，合理开发土地的积极性，甚至可能导致短期行为和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
对于承包人而言，增加投入也罢，合理开发土地的积极性也罢，与承包期的长短并无必然关联。他们种田的经验并不差，他们肯定会根据自己的财力物力来投入。
况且耕地的投入，是依据庄稼的季节性、可比性自然形成的。要说耕地的投入，10年承包期的投入与30年承包期的投入，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另外，为什么说10承包期的投入就必然导致“可能导致短期行为和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30年承包期就不必然导致“可能导致短期行为和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要说“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是因为长期垄断资本、垄断土地的经营权才是。要说10年承包期的投入能够产生“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那么30年承包期的投入更能够产生“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
（2）主观判断凌驾于实际情况：“土地承包期限的长短，应考虑到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根据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和农业经济发展趋势等因素确定。”
以上观点似乎在理。但是俗话说，计划快不如变化快。实际情况是，大多数农民对于30年长期承包制有看法，一些弱势者的承包权益没有得到确认。如果拿林业“生产经营的特点”来对照，确实长比短好。然而耕地的种植，一般为一年两季，个别的一年一季或三季，不像树木需要几十年以后才成材。如果耕地的换届承包，大不了影响到几个月的缓冲期。
其实上述两个论点都不是理由。如果揭秘其立法动机，主要是为了使农民长期地从事农业生产，并使财政上的来源稳定。这代表了地方官员的观点。
在全国统一取消农业税和其他管理费之前，所谓土地经营承包责任制，就是一个债权兼物权的复合制度，只要农民一签订承包合同，必然要承担向国家、集体交税和交费。1998年修改土地管理法时的形势逼人，当时是普遍地谷贱伤农，农民的负担过重，已经有许多农民不种地了。许多农业县镇的国有企业基本贱卖光了，唯一财源是农业税收和杂费。
地方政府企图通过长期的承包合同来“制服”农民，于是乎，就出现了“宁长不宁短”的30年承包期。不料，全国统一取消农业税以后，他们的计划快不如变化快。即使农民订立了300年的承包合同，也与地方政府的收益没有多大关系了。相反地，耕地的承包期越长，承包农民与非承包农民的矛盾激化程度越高，地方政府机关越是焦头烂额了。
对于耕地的使用期30年的问题，确实是有参照的对象，但实际情形是不同的。譬如，德国民法典第567条规定了使用租赁合同为30年最高期限，这是关于不动产债权关系方面的一个规定。第927条规定土地使用权30年最高期限和如何剔除土地所有权。
德国上述的有关土地使用权30年最高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