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有多个堰塞湖，这不光是一个地区受灾，其他地区也被动受灾。地震本来已经令当地居民捉襟见肘，另外又投入大量物力、人力抢险救灾，财产支出进一步加大。当地人有的参加抢险救灾积极参加，付出的财产代价较大；有的人则袖手旁观，或者只出力不出财，或者力不出、财也不出。同一灾区的人，两种态度迥然不同。你说说，不奖励、不鼓励、不搞点物质刺激，不搞点经济补偿，岂不是打击积极分子而怂恿消极分子？
4．外地人参加抢险救灾，很多人是千里迢迢奔赴现场的，很多人是自带设备和工具的，很多人是不计报酬甚至于不顾生命危险的，仅仅凭这一点，精神可佳。可能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一台挖掘机在工地里一天的收入可达上万元以上，而修理一次要花费10000元以上；大型自卸卡车基本情形也是如此。在抢险救灾的现场，由于日夜开机，机械磨损很大，即使一时半会儿找不出毛病，往往回去一修理，就花费几万元。汶川大地震的日子里，空军还损失一架进口直升机牺牲了飞行员，飞机价值数千万美元。外地人参加抢险救灾付出那么大，你说说，不奖励、不鼓励、不搞点物质刺激，不搞点经济补偿，岂不是打击积极分子而怂恿消极分子？
三、物权奖励制度的性质
物权法的征用补偿原则一定，物权奖励制度成就。
本条款定义为“物权奖励制度”，而不是简单的“经济补偿制度”，虽然同属“公共利益范畴”。物权立法，其立场是站在中立的一方讲公道，这是物权法律效力成就的标志。同理，评价物权立法，其立场是站在中立的一方讲公道，这是评价物权法律效力成就的标志。
第一，“物权奖励制度”是特定的制度，与公共道德不发生冲突。
当然，物权法也有一套公共道德的法条，如法律规定建立在公序良俗之上的物权关系、相邻关系、共有关系、地役权关系等等，这些都是直接由公共道德产生的法律关系。
本条款关于补偿的规定，与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排忧解难、团结互助、睦邻友好、从善如流、行善积德、乐善好施等传统美德是否发生冲突？我看不一定。
物权法并不反对以上“公共利益”的行为，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大力支持以上行为。其目的是要让“物权奖励制度”与“公共利益”挂钩，改善“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而增强动员的积极性。
执行征用的是政府，执行“物权奖励制度”也是政府。如果灾区政府承担不起“物权奖励制度”的费用，可以找上级直至中央政府。这是技术和程序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第二，“物权奖励制度”是特定的制度，应该说，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发生冲突。
过去我们讲得最多的是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大公无私精神，团结互助精神，尊老爱幼精神，雷锋精神等等，这些当然没有错，当然永远是适用的，这些仍然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力量，是精神文明的柱石。这些精神文明建设永远是不会过时的。
但是，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变物质，一定条件下物质也可以变精神，两者之间没有一道鸿沟，不是根本对立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的动员，当然离不开精神的动员，精神动员才成就许多英雄的集体和英雄的人物，成就了抢险救灾的一个个辉煌业绩。也需要物质的动员，物质的动员才成就了抢险救灾的效率和速度，成就了人们或者说更多的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面对公共利益、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的动员，面对物权奖励制度，我们不应当拘泥于一种鼓励形式，有两种形式总比一种形式好。
第三，“物权奖励制度”是特定的制度，应该说，与姓“资”姓“社”没有必然联系
物权法本条款的“物权奖励制度”，是相对于特定对象、特定范围的奖励制度，因而是有限度的奖励制度。
物权法的三**则，是确认物权法则、保护物权法则和利用物权法则。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的动员，是为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充分地利用其物，发挥标的物在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中的效用。如果只顾物的效用，而不顾物权人的权益，难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充分地利用物，发挥标的物在应急教授中的效用。
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中的公共利益，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无论是姓“资”或者是姓“社”，都需要抢险救灾，都需要保障灾区最基本的人权。譬如，国际红十字会参与抢险救灾，从来是不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中国红十字会也概莫能外。
将物权法本条款的物权奖励制度当作一种法权制度来讲，也许是可行的。社会主义是**的初级阶段，官本位、多级工资制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法权。列宁说过：“在第一阶段，**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