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地、沉静地发热放光，脉脉有情有声，夺魄似的动人。
“一个人在他的一生里从来不曾对风车作战，甚至从来不曾想到这样做的，为了他的本身利益，或许他会成就一些大事业，但自然，对于别人的幸福，他是决不会有些微的帮助的，他也决计不肯为着大众去冒险，如果说，堂吉诃德发烧那样疯魔，是被骑士精神烧坏了脑袋，而那些人……就是太冷静啦！都说也在爱国，爱人民，爱正义，然而，他们已经练就了一手爱得不冷不热的本领，年轻人如果头脑冷静的时候太多，就靠不住，他的价值就有限得很。因为他断断不肯把他的时代里的精神的温度表约略提高……哪怕一度！这就是所谓乖觉党派的人们的典型。可糖先生，你不是。单论这份心，你就已站到了上剩。”
兰町痴痴地怔了一会儿，又正言问道：“糖先生，你是通达的新式知识分子，对文明、对历史肯定都下过一番心力去破译解读，清王朝固然已经成为了陈迹，而且是耻辱的陈迹……历史自然也没有如果，可若果我问你，若果，当年的维新变法要成功了，清王朝还有救吗？就像日本的明智维新的成功一样，这王朝的宿命还有救的必要吗？”
兆学疚定了定神，又想要讨她欢喜，就着力多在她喜欢的严复先生身上说起——
“清廷的腐朽，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亡国灭种的威胁。这是清王朝的罪，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爱新觉罗他一家一姓之天下，这是中国古而有之的圣人训谕。一批较早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文人政客希望运用和平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行君主立宪，以便把中国变成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于是效仿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展了短促而耀眼的百日维新运动。在这股强大的政治风暴中，作为全国第二大商埠，位处京都门户的天津，成为了维新变法运动的要冲，并涌现这样出一位核心人物——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先生。
“严复先生曾留学英国，亲眼目睹资本主义的盛况，深感中国贫弱之根本在于社会制度的腐朽，他认为仅靠洋务运动是不能富国自强的，只有维新变法，方能解救中国。于是，严复先生先后在天津《直报》发表了《论世变之极》、《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大量文章，提倡变法维新，抨击时弊。同时，还与友人共同创办天津《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与梁启超先生在上海主办的《时务报》相呼应。严复先生还翻译了《天演论》等西方名著，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受维新运动的影响，天津掀起办报纸、设学会、建学堂的热潮。学校体制、教学方式、考试制度、学习内容都大兴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