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怡提醒：“孩子随大人的口风，千金叫二伯，他叫二伯公也是可以的。”
“对，就是你二伯公。他们赛家以前是书香门第，只你二伯公不爱念书，一进学堂就打瞌睡，嘿嘿，这点你大舅怕是随他了，他们这辈的小子里也只他一人没上大学。”
“我大舅是大帅哥，二伯公也帅吗？”
“帅，帅得很！赛家人都好看，我待会儿还要说你二姑婆，是你外公的二姐，那才是个天仙模样的美人儿，比你二舅妈还漂亮呢。”
“真的？二姑婆叫什么？”
“她的名字也漂亮，赛明月，好听吧。”
门外风炉上水壶嘶鸣，慧净师父急忙起身向外，并坚持不让景怡帮忙，景怡隐约感到，主持对老孟口中的这段往事存有抵触情绪，在刻意回避着。
又听老孟已讲到赛胜归十五岁学习厨艺，起初在城里的大饭店上班，1959年被调到镇上的食堂工作。
“他当时不过二十四五岁，手艺已很了得，大锅饭也煮得色香味美，人人爱吃。食堂刚成立那几个月确实美呀，吃饭不要钱，能吃多少吃多少，大伙儿都夸社会主义好，天天高唱毛、主席万岁，大炼钢铁赶英超美，真叫一个热火朝天斗志昂扬。谁知当年夏天临近秋收，接连下了十来天大雨，各地洪水泛滥，庄稼生生烂在地里，没有粮食，吃什么？饥荒就这么一步步来了，先是食堂断炊，让各家重新回去吃自家，可食物全充公了，家里也没吃的，有钱的去城里买高价粮，没钱的只能挖野菜，掏老鼠洞了。”
景怡问：“长乐镇不算小，公仓里难道没有储备粮么？”
老孟说：“储备粮是有的，还不少，长乐寺就是一个临时粮仓，堆着好几千斤稻谷。但那年头咱们受帝国主义重重围困，老毛子又背信弃义，仗说打就打，粮食是用来备战的，寻常人怎敢动脑筋。而我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就坏在这些粮食上，为它，你丈人家接连丢了三条命。”
灿灿状似受惊的土拨鼠飞快伸直脖子，抢着问：“谁死了？”
老孟伸出拳头，数着数掰出三根手指：“你二伯公、二姑婆，还有你老太公。”
景怡在赛家厮混三十多年，知道这个家族的老历史一向混沌不清，多喜不肯讲，子女们不多问，大部分往事就此封存，仿佛搁浅船只，被深埋在时光的沙土下。而他则像漫步海边的游人，偶尔发现自沙滩下探头的残骸，便按耐不住新奇，想要深挖下去探求全貌。
他悄悄捂住儿子的嘴，示意他别再任意插话，以免打断老孟的思路。
“事情起头是在61年夏天五六月间，那天我从生产队回来，见镇上乱哄哄的，乡邻们说寺里的存粮被盗，丢了百十斤大米。灾荒年月，一百斤大米比一百两黄金值钱，况且还是组织上三令五声严加看守的战备粮，不消说，小偷定是反革、命中的反革、命了。当天夜里，全镇人都没睡，书记镇长率领民兵队挨家挨户搜查，掘地三尺也要把活腻歪的毛贼揪出来，搜来搜去搜到老赛家。他们家斗地主时挨过整，是重点怀疑对象，镇委搜得特别仔细，结果真从院子的枯井里找到一条米袋子。”
景怡捂了灿灿的嘴，却没捂自己的，违规抢话：“米袋子多得是，他们不能凭这个指认小偷呀。”
老孟肺腔里发出一声“唉”：“ 你不知道，粮仓的米袋子与众不同，都拿石墨打了记号，赛家枯井里的正是其中一条，而且还发现一串光脚丫的泥巴足印从他们家后院直通失窃仓库，罪证确凿，跳进海里也洗不清呀。赛家以前是大户，子弟没干过偷摸扒窃的勾当，那段时间搞阶级斗争，全家夹着尾巴做人，街坊都相信他们不会顶风作案，拿小命冒险，八成是被人栽赃陷害的。”
“那他们认定谁是小偷？”
“当时多喜的大哥早被国民党抓去台湾了，多喜和我在生产队学木工，家里只剩老父母和他哥姐三人。镇领导怀疑他们集体作案，要把合家五口全抓起来审问，他二哥为保护家人，不得以，主动承认粮食是自己偷的，被他悄悄背进城里的黑市卖掉了，父母妹妹都不知情。”
“然后呢？”
“然后，还用问吗，那年代抓到反革、命先往死里打，打完继续审还有没有其他罪状。赛二哥关在民兵队那几日遭了大罪，听说不止挨踢挨棍子，还被浸在大水缸里连泡两天两夜，腿脚泡烂长了蛆，没几天白花花的骨头露出来，惨不忍睹。最后吃苦不过，又交代了一些情况，说他两年前没向组织请示私自买了部旧收音机，那收音机原是他用来听越剧的，竟被别有用心者说成通敌电台，当场给他按上一个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向市里汇报要把他就地正法。多喜父母吓得半死，他爹那会儿正害晕眩病，拼着一把老骨头不要，坐火车跑到北京找老朋友求救，又有谁敢卖这人情，没等他回来，赛二哥自己在牢里砸碎瓷碗，抹脖子自尽了。”
灿灿见父亲和老孟好半天长吁短叹，追问：“孟爷爷，我二姑婆和老太公又是怎么死的呢？”
“你二姑婆原是镇上的小学老师，漂亮，斯文，又和气，见人老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