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者，莫湘人若也杨笃生说且我湖南人，对于同种之责任，其重大远过于诸省者。所谓洞庭悠悠思天下、救国先从湖南起，对于湘人而言，这种为国为民、舍生忘死的精神常常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巳（杨笃生语）。《汉书※#183;杨雄传》云：因江潭而谁记兮，钦吊楚之湘累。湘累一词便充分昭示了满怀忧愤而又不屈奋斗的报国之情！-
正是因为湖湘人背负了太重的社会责任感，其改造社会的责任感，其对家国大事对政治的关注程度远较其它地区突出。加上中国古代的高度集权高度政治化，以及湖湘学派不断外向化不断事功化的趋向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在湖湘人的心中甚至有着泛政治化的价值趋向。其对历史的贡献也多体现在军事政治方面，很少出现有影响的经济方面的人才。德国学者里希霍芬曾指出中**人主要产生于此，很多官员也曾在湖南……但是，银行商业界湖南人却不多。研究近代湖南的人才结构，就会发现，湖南人才以军事人才最多，大约占了50％左右。一部《清代七百名人传》，共收湖南名人44名，其中被列入军事类的为26人，占了将近60％。**中央确定的中国**33名军事家中，有14名是湖南人，占了42％以上。其次是政治型人才，大约占了湖南人才三分之一以上。另据许多学者研究，湖南的作家大多都对政治特别敏感。曾经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的王茂林也承认湖南干部里面的官本位思想很重[12，这很值得反思——
（三）-
湖湘人有着大气磅礴与自卑偏狭并存的二重心理意识，其为天下与为个人的二重思想立场也导致湖湘人大气与陕隘的二重处世风格——
湖湘人自古以天下为已任，具有一种大谋大略、大智大勇的浩然气概与伟大魄力。屈子的《天问》，苞括宇宙，控引天地；胡安国一句为学则以圣贤自期，为政则当以宰相自任雄立千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船山先生星日昭垂，旷世之师，湖湘人这种无所依傍，浩然独立之根性与雄伟之气魄表现得十分明显。维新变法期间，湘人都高呼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亡则中国亡，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豪迈高歌：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除了湖南人，谁又有魄力说出此等豪言壮语！左宗棠曾以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展示自己的文化抱负，蔡锷登岳麓山作诗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至于青年**更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真乃大气盖天。人们说到**，齐白石，彭德怀等这些湖南人时总以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军事家相称，有人作对联云：数说导师何伟，大匠何奇，元帅何雄，似乎舍一个大字便不足以表达湖南人的豪情！-
但应该注意的是，在湘人自负的心理背后也有着自卑偏狭的情结，呈现一种二重心理意识。诸如惟楚有材的说法，有学者考证惟只是一个语气词，只是客观地陈述一种事实，而绝没有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只有、仅仅有这层意思，这句话的原意并不是说：只有湖南才有人材，但是在湘人口里却成为他们的广告词。这个现象反映湘人的自信多少有些盲目。而且在历史上与惟楚有材相对应的还有楚材晋用，这很值得湘人反思。实际上，湖湘人才之盛主要表现在宋代与近代。在古代湖南由于地理条件恶劣，为南蛮之地，在文化上本土湘人也并无多少建树。湖南古代人才稀少，清末湖南学者皮锡瑞曾写道：湖南人物，罕见史传，好不容易等到唐大中四年，唐开科三百年之后才有一位湖南人刘锐中了进士，时人称之为破天荒，破天荒这个成语就来源于古代湘人人才群体的匮乏，这孰可玩昧。今天提到有关湖南的历史名人，如屈原、柳宗元、刘禹锡等倒是因为湖南落后才贬谪到湖南的。时至清咸丰年间，湘人群体崛起，但多以军政扬功，湖南作为文化沙漠的窘境，并无太多改变。杨度的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的说法常引用表明湘人的自豪，而杨度的直系后人杨念群博士则对此说法给予了新的解读。[13斯巴达、普鲁士以军国主义著称于世，而希腊与德意志恰为文化集萃之邦，杨度舍弃了在文化层面上的比较，而截取的是其社会实体的政治横断面来比拟中国与湖南之关系，其潜意识是仍然认同湖南是文化贫乏之地的传统概念，而以政治单位的发达来完成自己的心理补偿。因此，湘人格外强调自己的某种责任与使命。如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说：且我湖南人，对于同种之责任，其重大有远过于诸省者。这种自负之语本身是源于湘人于天下无足轻重之窘境的一种心理补偿。自负与自卑就这样奇妙地结合在湘人的心理意识中，**有言我为极高之人，又为极卑之人。他所说的本意并不在此，但对此问题也是一种很好的隐喻-
在湘人以天下为已任之外，也有着另一种思想立场，就是为个人与家庭，大则为国，小则为家、为己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从这一立场出发，湘人往往把经邦济世，改造社会的责任看成是少数亲信，少数精英的事情。例如清朝湘军群体往往都是以地缘性、血缘性、情感性为基础，曾氏兄弟自不必说，而曾国藩，刘蓉，罗泽南等湘军将领之间有着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