罩，先把徽宗皇帝和身边一帮宠臣给整晕了，佩服得恨不得五体投地。他说徽宗是长生大帝君，宰相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右宰相）是文华使，童贯等“六贼”人人都在上界有官职封号。林灵素发现徽宗最宠爱刘贵妃，便扯谎说刘氏是上帝任命的九华玉真安妃，徽宗闻之龙颜大悦，赐林灵素法号通真达灵先生，赏赐大量财宝，还把他的出生地温州改名为应道军。
根据林灵素的提议，徽宗大兴土木，在开封建了一座上清宝箓宫，由林主持，“密连禁省”，林的道场与朝廷各重要机构和部门，都有地下秘密通道。“令吏民诣宫受神霄秘箓，朝士之嗜进者，亦靡然趋之。”林灵素让官吏和百姓都来他这儿接受上界的秘箓，朝中许多想升迁的官员，也都趋之若鹜地跑来向他讨教。
林灵素在朝中举办千道会，“帝设幄其侧，而灵素升高正坐”，徽宗皇帝设帐坐在旁边，而林俨然是天朝的另一个主子，昂然居于正中最高处。众人仰望簇拥着他，跪拜求教。林都说些什么呢？“所言无殊异，时时杂捷给嘲诙以资媟笑。”并没有什么高明见解，不过是一些巧辩嘲弄调笑的大话。当时他的门徒个个美衣玉食，达到两万多人。徽宗看到他如此受人敬仰，又加封他“元妙先生”、“金门羽客”等名号。这时候的林灵素，出入要有专人护送开道，诸侯王爷都得给他让路，老百姓称其宅邸为“道家两府”。
风光无限不可一世的林灵素，在开封倍受高官富豪的追捧，先后四年时间里，他傲视众僚目无一切，以至于发展到在路上遇见皇太子，他照样趾高气扬不屑一顾。
在北宋末年崇道的同时，此长彼消，毫无疑问的佛学受到了打击。
在中国，自佛教传入后，在唐中期达顶峰。虽有“三武一宗”灭佛的打击，然佛教屡遭重创而流传不绝。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的出现，说明佛教已经在中国文化中牢固地扎下了根。
魏晋之后的几百年间，佛教的风头盖过了儒家，几乎取代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魏晋时代玄学流行，“而佛教则更依附玄理，大为士大夫所激赏。因是学术大柄，为此外来之教所篡夺”。故儒家学者要夺回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就得排佛、抑佛、甚至灭佛。
宋之前，儒家排佛最著名的代表为韩愈。他主张对佛教要塞其流、止其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以先王之道导之。在举国上下都为迎佛骨而忽忽如狂的情况下，他上书皇帝，指出信佛并不会带来国祚的长久，佛骨只是“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应该“投诸水火，永绝根本”。但他激烈的排佛主张不仅没有得到时人支持，为此还险遭不测。
宋儒对待佛教的态度，经历了从排佛到融佛，最终援佛入儒、重建儒家理论体系的历程。宋代儒学复兴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多元共和、互为补充的局面。回顾儒学走过的这段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颇为有益的启发。
宋初，佛教在经历了后周世宗灭佛的打击后，又逐渐恢复了它的影响力，这主要得力于宋太祖的废止了周世宗的灭佛政策。宋仁宗时代，社会危机逐渐凸显，儒家学者排佛的声音逐渐强烈，石介便是排佛阵营中的一员猛将。他著有《怪说》三篇，把佛、老、杨亿的文章并称为“三怪”，一并斥之。
石介指出，违反常道的事物就是怪。中国的常道乃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中国本为圣人之所常治、四民之所常居、衣冠之所常聚，为道德之所治、礼乐之所施、五常之所被。但佛教、道教流行，造成中国“髡发左衽，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为夷者半中国”，“汗漫不经之教行焉，妖诞幻惑之说满焉”。伦理纲常、社会风俗都被搞乱了，所以佛、老并为两大怪。还有杨亿的文章：“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篡组，剽镂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其为怪大矣。”他表示，不怕世上众生崇信此三怪者多，为排击此三者，他不惜牺牲自己：“吾亦有死而已，虽万亿千人之众，又安能惧我也。”
他又有《中国论》一篇，提出要辨华夷，各分居。他明确了中国与四夷的概念：“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中国是内，四夷是外；中国上有二十八星宿，下有九州之分野；除了天文地理，更以儒家伦理，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等人伦道德为特征。
他认为，佛、老都是外来者：“闻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来入我中国；有庞眉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佛老以欺骗、诱惑的方法，引诱人们入其门，乱了中国的常道，使中国不成其为中国了。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则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
石介对排佛兴儒事业身体力行。在南京任职时，他看见书库有三教画本，将儒、释、道三家圣人并列。他当即命令去其二，并作《去二画本记》记此事。
李觏是北宋排佛的另一个著名代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