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同韩愈的排佛主张，但在早期的文章中他就指出，排佛必须提高理论辩论的技巧。韩愈排佛的不足之处在于仅言佛教之过而不言其功，所以不能令人信服。他则先做出一些让步，承认佛教对世道人心有一定的净化作用，但这点好处远不能弥补其对社会风气的破坏。他说：“尔之慈悲普济而不以礼节之，……亲疏不别，是夷狄也。尔之报应而不以信守之，一财媚佛，则反祸为福，是招权鬻狱，汙吏事也。尔之见性而不渐诸训典，左右如其真，是赤子不得成人也。”他指责佛教讲求慈悲而不别亲疏，是夷狄；倡言报应，但又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类似污吏；佛家教人明心见性，但不以儒家经典来教导人，使人的思想停留在原始的水平上，等等。
在后来的《富国策》等一系列文章中，李觏非常透彻地分析了佛教对社会经济的危害，提出佛教的十害与排佛的十利：“男不知耕而农夫食之，女不知蚕而织妇衣之，其害一也。男则旷，女则怨，上感阴阳，下长淫滥，其害二也。幼不为黄，长不为丁，坐逃徭役，弗给公上，其害三也。俗不患贫而患不施，不患恶而患不斋，民财以殚，国用以耗，其害四也。诱人子弟，以披以削，亲老莫养，家贫莫救，其害五也。不易之田，树艺之圃，大山泽薮，跨据略尽，其害六也。营缮之功，岁月弗已，驱我贫民，夺我农时，其害七也。材木瓦石，兼收并采，市价腾踊，民无室庐，其害八也。门堂之饬，器用之华，刻画丹漆，末作以炽，其害九也。惰农之子，避吏之猾，以佣以役，所至如归，其害十也（反之则是排佛的十利，此处不再具引）。”用现代的话说，这十害就是：加重社会负担、违背人性自然、减少人力资源、耗费社会财富、破坏家庭伦理、占用土地资源、影响农业生产、抬高市场物价、造成奢侈之风、豢养闲民恶人等。
李觏在《富国策》中指出，修身正心、养生送死这些事情，是每个普通人都要面对的。如何行这些事，本来应由儒者对民众作出指导，但儒者们没有尽到职责。而佛家恰恰对这些事情关注较多，所以百姓都到佛教那里寻找答案……。
欧阳修也明确提出了排佛。他的《本论》指出，佛法为中国之患已有千余年。虽有不少人想废灭之，但佛教屡废屡兴，不能真正根绝……。
有人说，北宋的坎坷与其时而“融佛”时而“排佛”有关，而最后北宋的灭亡，则全是因为宋徽宗尊道破佛，诏书饬令道尊于佛，令佛家以道为名。
在北宋时期，厢兵和民夫出勤时，常驻扎在寺庙内或是附近闲地。士兵的饭菜是粗茶淡饭，而和尚虽然是素食但是以样式多营养高，士兵等公职人员心理很是不服气。
在北宋时期，不少地方稍微著名点的僧人圆寂后都得修塔放舍利。大多物力人力土地被占有，这个奢侈的手段也让不少人富人和穷人都反对。
在北宋时期，不少僧人和很多贵族女子有不洁的关系，那些事已经不是修行而是某种不能在阳光下实施的关系的避风地。
所以，在北宋，排佛、灭佛，也有其存在的理由。所以，在公元898年，因正逢北宋灭佛，一群崇佛志士只能将释迦牟尼佛真身佛牙及舍利秘密藏在山东济宁汶上宝相寺太子灵踪塔下了。
对于这一切，王木木思考得很少，在前世，他主要崇拜的是大米饭，一日三餐不着落，哪尊佛我都不哈。现在，在大宋，自已已是一个高级的管理者，甚至，心中也暗自得意过，我不就是一个土皇帝了吗？既然如此，眼前的佛啊、道啊、儒啊、女巫啊、基督教啊、伊斯兰教啊，等等。已一一横在自己眼前，总不能视而不见吧。王木木想，我是要放眼世界的，所以，宋儒的“排佛”与“融佛”，到援佛入儒，重建儒家的理论体系，解决了佛教的挑战，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和平共处的局面。这对自己的辖下之地的思想文化的建设很有启示。
历史昭示着未来，研究历史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为当下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
首先，是外来思想、文化如何在“移民社会”里扎根的问题。
佛教在刚传入中国时，屡与传统观念发生冲突。经过历代的佛教理论家的不断调适（包括：修改一些教义，对现实作出一些妥协，如在礼仪上对皇权的让步；也吸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如儒家的孝的观念等；又如宋初的智圆、契嵩等佛教徒，竟在宋儒之前就研究、褒扬起《中庸》等儒家经典来，这扩大了社会民众对佛学的接受），佛教逐渐中国化，落地生根。
本土化是外来思想、文化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必不可少的步骤。一个反例则是玄奘的努力。他有见于当时佛法的“不纯”，遂发愿去印度取经，并创立了“最纯粹”的法相唯识宗。但后来在学说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的，是彻底中国化了的禅宗。此堪作为今日有志于传播外国思想、文化者之镜鉴。
其次是关于如何对待异己的或外来的思想、文化的问题。
儒家作为本土文化在遭遇佛教的冲击时，其最初的反应是排斥，到宋初还是如此。正如韩愈的失败所表明的那样，佛教有着强大生命力和特别的吸引力，仅靠外部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