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当县委书记的例子。接着祁书记问他：“你还有什么意见？”
薛廷臣一听当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便随口答应说：“没有任何意见，服从县委的决定。”
崔永兴利用他县委书记的权力，给了薛廷臣这么一个不明不白、不软不硬的对待和处理，让他还提不出任何不服从或者反对的理由来。面对这个情况，薛廷臣有口难言。这也只能怪他太老实了，不看形势丶不计后果丶不会奉迎拍马，更不会要滑头，也不会看风转舵。崔永兴的气量狭窄，最擅长打击报复，这是全县干部都知道的事，他不是不知道，但他却不计后果，竟敢逆鳞，开玩笑！
县委副书记祁明荣走后，薛廷臣愣了好一会儿。他心里想到：这崔书记的小鞋也太方便了，打击报复也来得太快了！
其实这也怨不得别人，是薛廷臣自作自受，他本来就应该想到自己实话实说会是这样的后果，但他遇事就是欠考虑，只想着自己在为单位工作着想，前车之鉴他却不借鉴，。
那是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那个时候，薛廷臣刚到大通不久，县政府办公室通知桥头地区县属各单位党员级领导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到城关的县政府大礼堂开会。当时有县供销联社主任马锡山、税务局长杨成波、贸易公司经理张殿英、花纱布公司经理马培鸿、专卖公司经理高照武和薛廷臣，还有五区区长沈福全（五区区公所设在桥头）。
早上六点多，他们都骑上自行车从桥头出发去参加会议，因为提前了一点出发，当他们到城关的时候会议还没有开始。
那次会议城关地区各单位的所有干部、职工都参加了，城关地区的营业单位都关了门，大约有二丶三百人。会议是对县供销联社副主任吴文福的批判处理大会。因为他刚到大通不久，很多人都不认识，也不了解情况，参加大会只能是听会。会上，几个人对吴文福的—些历史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以后，便宣布了对吴文福开除公职的处理决定。最后，县委书记崔永兴讲了话。
会议期间，薛廷臣根本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因为县委处理犯错误的干部是应该的。但到后来，许多干部经常在一起议论吴文福的事，街谈巷议就不时地灌到他的耳朵里，他就觉得这个崔永兴太不地道。
吴文福和崔永兴之间以前有点个人恩怨，吴文福正好有一点一般性的历史问题没有交待清楚，崔永兴便利用他县委书记的权力，指示有关人员，在吴文福的那一点点一般性的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材料整理好后。经过批准，县法院将吴文福拘留了几个月，但经过审查以后，吴文福的那点问题，根本就不够判刑条件，便宣布无罪释放了。
由于经过了法院，拘留期间的工资发不发，县供销联社拿不准，联社主任马锡山便请示了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县长杨琪。
杨琪和崔永兴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融冾，杨县长也觉得崔永兴对吴文福的问题是小题大作，有假公济私、打击报复之嫌，心里本来就有一些意见，便说道：“既然是无罪释放，就应当全部补发工资。”
按说杨县长的答复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但崔永兴心里却很不高兴，对杨琪就大为不满。但杨琪是县长，他对杨琪没有办法，就把这个气撒在了吴文福的身上。
崔永兴从法律上没有达到整垮吴文福的目的，便从行政上下了手。于是，就召开了这次对吴文福的公处大会，给了吴文福行政上以最严重的处分，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之后开除了公职。
这件事当时在城关地区、桥头地区议论的人特别多。多数人都认为崔永兴对吴文福的处理，完全是一种个人有意打击报复的行为。但是，崔永兴是县上的第一把手，谁又能怎么样呢？只能是私下里议论议论。议论归议论，吴文福被开除已成事实，再议论也于事无补，议论了一阵子之后也再没人一论了。
吴文福虽然很不服气，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又能怎么样呢？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自己默默地忍受着。
吴文福也知道这是崖永兴对他的打击报复所致，回到四川以后便不断向上级及中央写申诉信，但这些申诉信最后又都被批回了大通。
当时全国正在学习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先进事迹，说焦裕禄是**的好学生。上级还正准备把崔永兴树立为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在这个时候，吴文福的个人申诉谁还会理睬，吴文福犹如鸡蛋碰石头，他的申诉也就石沉大海永无消息。
这件事情薛廷臣明明知道吴文福就是因为和县委书记崔永兴有点个人矛盾和恩怨，便被崔永兴彻底整垮了，但他自己却不接受教训。
薛廷臣被收拾了之后心里很不痛快，但当他回想到吴文福的事情后，心里竟然觉得很庆幸：自己心直口快,逆了县委书记崔永兴的鳞，按照崔永兴的性格和作风，收拾他是理所应当的。但收拾的结果不过只是职务上的影响，和吴文福相比起来，下场还不算太惨，想到这里，他马上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也就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