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6 自食苦果
一九五七年五月，青海省民政厅在西宁召开全省的工资会议。桥头榨油厂接到青海省工业厅和大通县政府的两个通知(青海省工业厅的文件是抄送件)，要榨油厂的厂长到省里参加全省工资会议。大通县政府副县长韩国良、民政局的一个分管工资的干部和薛廷臣三个人参加了这次工资会议。
会议期间，薛廷臣看到了青海省工业厅拟定的调整工资方案。省工业厅把桥头榨油厂丶大通陶瓷厂都列为县(处)级单位。这两个厂的厂长最低工资限额为行政十七级，副厂长最低工资限额为行政十九级，和工业厅领导的其它县级厂矿是一样的，也和大通县政府的正、副县长是一样的。
青海省工业厅原来给桥头榨油厂配备的厂长是部队转业的正营级干部，工资就是行政十七级。薛廷臣去桥头榨油厂的时候，省工业厅刚把桥头榨油厂的行政领导关系交给大通县领导，业务上仍由青海省工业厅指导。他到桥头榨油厂工作以后，曾参加过几次青海省工业厅召开的业务会议。
工资会议以后，薛廷臣是随大通县定的级，大通县给他定为行政十九级。尽管级别少定了两级，但亲自参加了全省的工资会议的薛廷臣并没有怨言，他在个人利益上一般很少计较。
大通陶瓷厂以后又划分为大通一、二陶瓷厂和大通玻璃厂三个厂，这三个原来都是县(处)级单位。这些厂子的行政领导关系，后来也郝移交给大通县政府领导后，厂子的规格也都成了大通县管辖的（科）局级单位。
一九五七年九月下旬，大通县委在桥头大通饭店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通知县直各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全部参加。因为各单位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是**员，只有个别单位的副职是非党员群众，参加会议的人很多。
县委扩大会议开了三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农村农业合作化的中心工作。县委书记讲话以后，按照会议的安排，各有关部门都作了发了言。县委要从各单位抽人下乡搞农业合作化的中心工作，会上宣布了从各单位抽调的人数，从榨油厂抽出来农村搞农业合作化人数是三个。
宣布从各单位抽调人数以后，县委书记崔永兴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台下没有人发言，但却在下边嘀嘀咕咕私下议论：
“抽的人太多了，影响单位工作。”
“我们的业务和合作化八竿子都打不着，放着自己的工作不干，去管那些闲事。|”
“这是县里的中心工作，我觉得还是应该去。”
“这样一来，单位的工作就不好安排了。”
……
很多业务单位的领导对抽人下乡都很有意见，但却没有人出面说话。
突然有人发言了： “榨油厂是生产单位，一共只有九个管理干部，一下子抽调三个人下乡，对生产影响太大。”发言的是榨油厂厂长薛廷臣。
县委是按各单位的人数多少分配抽人的名额。当时榨油厂一共有七十多名干部和工人。薛廷臣此时心里想到的是榨油厂是三班倒的生产单位，工人不能抽，一下抽三个人去下乡的确有困难。他是从榨油厂的工作实际考虑的，只怕影响了榨油厂的生产，根本就不会看形势，也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利害关系，更不会耍滑头，在别人都不吭声的情况下，他快语说出了这种场合不该说的话。
薛廷臣把话说完了，县委书记崔永兴的脸色却极为难看，他一脸不高兴地说道：“薛廷臣同志说榨油厂有困难，既然有困难，那榨油厂就不要抽人下乡了。”
因为薛廷臣竟敢不执行县委的决定，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让县委书记难看，崔永兴怎么也不会容他。这次会议过后不久，崔永兴就给他穿了小鞋，给了一个不明不白的对待和处理。本来县委研究让他到县供销联社当副主任，常委已经研究做出了决定，消息他也已经听到了，因为县供销联社主任马锡山提为副县长，已报省上等待批复。马锡山一走，就由他来主持县供销联社的工作，并征得青海省供销联社主任赵连壁的同意，就等着下文件了。可他这个老实疙瘩却要自毁前程。
一九五七年十月五日，薛廷臣接到了县政府下的通知；“任命薛廷臣同志为大通县供销联社副主任 (列吴金城之前)，免去薛廷臣同志的桥头榨油厂厂长之职。”县供销社只有两个副主任，吴金城是县供销联社非党员副主任，薛廷臣这个党员副主任肯定排在吴金城的前面。但还没有等他把榨油厂的手续给副厂长刘诚交待，十月七日，县委副书记祁明荣就把他叫去谈了一次话，祁书记说：“为了充实和加强对基层工作的领导，县委研究决定，让你到城关供销社去，协助城关供销社靳宝链同志的工作，靳宝链的文化程度不高，城关供销社又是个比较大的基层供销社，县委决定让你你到那里帮助靳宝链工作一段。”
这个时候，薛廷臣在祁明荣的眼里，也成了“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了。为了增强说服力，祁书记还引用了当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尚志田，下放到大通县委当县委副书记的例子和时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的柳一，下放到湟中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