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平定下来。法币一面回笼又一面出笼，上海的游资还是异常雄厚。
这不但是蒋介石所始料不及的，连杜月笙也感到惊异不止。南京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赶到上海，而且把抛出的东西一口吞了下去呢？
由于这一着棋失败，蒋介石的愤怒也发到了杜月笙头上。他认为，杜月笙不是存心帮他解决问题，而是伙同投机商人把库存物资抢走囤积起来。
杜月笙是大叫冤枉，但蒋介石却根本不听辩解。
一着不成，蒋介石又来一着。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下了一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会”，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令民间所藏的金银外币乃至珠宝首饰，一律交出，换取金圆券。蒋介石想用这剂强心剂，来挽救濒于死亡的经济。
金圆券发行前夕，蒋介石把杜月笙和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找到南京去商谈。回来后，杜月笙很担心，他知道，蒋介石之所以请他到南京，是在打招呼，要他帮忙。可经济的运行自有它本身的规律，这种行将崩溃的局面又如何能扭转呢？
金圆券发行的头一两天，物价没有波动，第三天，物价便不客气地开始上涨了。
8月21日，国民政府规定，在各重要地区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上海区是俞鸿钧，天津区是张厉生，广州区是宋子文。不久，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上海区督导副专员，以“太子”身份亲自来上海督战。
蒋经国上任不久，便一本正经地扬言：“此次政府颁布经济紧急措施，实行币制改革，已具最大决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实行，不打折扣，绝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法令”。还让人编了所谓“打虎”歌，到处宣传，歌日：“督导大员蒋经国，不拍苍蝇老虎捉，捉罢大虎捉小奸，誓将奸商一网缚！笑尔奸商擅作福，而今但闻一家哭，安分百姓拍手道，国泰民安天下乐。”
老奸巨猾的杜月笙从蒋经国的派头中，已经嗅到几分于己不利的异样气味，便故意耍了一个滑头，假装拥护《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姿态，让长子杜维藩当众打开了他放在华格臬路杜公馆的一个巨型保险箱。人们都认为这只巨型保险箱里会有大量金银珠宝，但打开一看，里面只有银元372块，大家都心知肚明，杜月笙手中的金银外币，只拿出了九牛一毛。
但杜月笙却宣称他的所有金银都存放在这只保险箱中，让杜维藩拿了这些银元去银行调换金元券，并假装正经地对他周围的人说：“你们有多少黄金、美钞、银洋钿，我不知道，我也不问你们，但是我要奉劝你们一句，这次中央颁布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中央一定会严格执行。你们所有的金银美钞，务必要遵照此规矩，在限期以内一定全部兑换金圆券，否则的话，我今日有言在先，不论哪个出了事情，都不要来找我。”
杜月笙周围的人自然能听出他此话的弦外之意，而且杜月笙已给他们做出了如何应付的办法，于是都竭尽全力藏匿金银外币，有的还勾结官僚集团的某些要人，进行投机倒把。
由于广大群众和民族资本家的抵制，加上各类奸商纷纷以滑头态度对付《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蒋介石政权在实行币制改革的初期并未捞到多大好处。情急之下，决定“杀鸡儆猴，以一做百。”蒋介石政府以泄露重要机密、非法投机牟利为理由，将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抓了起来。监察院并因此“纠举”财政部长王云五。在上海，蒋经国则于9月3日，下令逮捕了申新纺织总公司总经理、政府“国大”代表荣鸿元，上海永泰和烟行经理黄以职，上海吴锡记棉布号经理吴锡麟以及杜月笙的三儿子杜维屏等人。
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他靠着杜月笙的势力，经常搞投机倒把。这次他在交易所外面仅仅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两千八百多股，实在是很小的一桩事，未料蒋经国却在这桩“小事”上大做文章，以“连续在非其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的罪名，把他逮捕入狱。
此外，蒋经国还将永安纱厂副经理郭棣活、时任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和油墨公会理事长张超传去训话。当万墨林走进蒋经国办公处时，蒋经国态度十分冷淡，连坐都不让他坐，严厉呵斥道：“你过去犯案甚多，尤其粮贷案的事情，历历在人耳目，今后上海米的供应你要全权负责，上海有一天缺米，你的生命就会结束。”万墨林十分恐慌，肚子里虽不服，嘴上却连连称是。
蒋经国抓杜维屏，训万墨林，无异是公开掴杜月笙的耳光，不给杜月笙面子，几乎把杜气死过去。他连续几天起不了床，以后便以养病为名，一个多月不见客，也不出门。有一天，范绍曾去看杜月笙，杜对这位把兄弟怨恨地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都被他抓起来了。”哮喘了一阵之后，杜又无限凄凉地连叹几声说：“现在没有租界了，我也没什么用了。”当时一部分和杜月笙关系密切的报纸，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一新闻，《申报》、《时事新报》为此分别举行了编辑会议，讨论对策，最后决定把重点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