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进班房
1947年底到1948年，上海金钱黑市买卖和套汇活动非常猖撅，沪地金融界人士惊呼：经济崩溃就在眼前了！成立不久的上海金融管理局决定，狠狠打击一下非法交易活动。打击令发出后，金融管理局通过同它搭档的“源通行”向黑市交易商一下子抛出200大条（2000两）黄金作为钓饵，随即由警察局派出20余名经济科便衣警察在黑市交易点秘密守候。
当“源通行”同黑市交易商在电话中谈妥了黄金收售的数量和价格，约定了对钱交货的地点后，经济科便衣警察便假扮“源通行”的人员来到约定地点。正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际，便衣警察亮出身份，这样一来，人赃俱获，投机商们大惊失色，连呼上当，纷纷束手就擒。
紧接着，金融管理局会同警察局，又立即采取了取缔套汇的活动。
当时，从事套汇的商业机构或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必须通过私设电台与香港会报行情后才能行动。如果把这些私营电台封闭，首先打掉套汇活动的耳目，使投机商失去信息，就能有效地遏制套汇活动。于是，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一方面严格查封私营电台，一方面暗中让“源通行”设两部电台，把香港的套汇电讯集中到自己手里，在对这些电讯进行了周密分析之后，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当机立断，宣布40余家商行被封闭，这些商行的所有账册都封存冻结。
顿时，套汇的投机商行慌了手脚。
当时，有家正明商行，董事长叫姜钟麟，因经营黄鼠狼皮的出口贸易，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他个人独资创办的姜源泰贸易行，是专营黄鼠狼毛皮出口的机构。姜钟麟手中有套购来的大量外汇。
某日，姜手下的一个白俄籍会计向警察告密，警察局立即抄获了姜源行全部套汇暗账。姜钟麟生怕大难临头，赶忙到处托人说情，最后主动交出10万美金，另交纳了相当于3万美金的法币罚款，才算了结此事。
在打击黑市交易活动中，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没收到一大批黄金和货款，并向法庭移送了一批为首的投机商犯，其中有三个人最后被判了徒刑。
就此，大金钞案似乎可以收场，其实不然，在大金钞案的背后许多官方的黑市交易仍然肆无忌惮地发展。
比如，在抛售金条那一天，吃进金条最多的一个户头，竟是拜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为老头子的银楼老板。当便衣警察在交易中要带走这个老板时，这个老板连忙打电话找来这个处长。结果，金条是退还了，但是，人不许带走。
又如，有家干套汇生意的私营电台，其后台老板居然是稽查处经济科科长张亚民。警察局根据中央银行指示封闭了这家电台后，稽查处找借口又抄了“源通行”的电台，进行报复。
类似这种依仗权势挟嫌与诬陷报复的事，当时层出不穷。所以，当时任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才半年的李立侠先生，在大金钞案处理过后，对整顿金融、控制物价彻底失去了信心，愤愤辞职而去。
到了1948年夏天，法币贬值更加厉害，物价的上涨更加惊人，加上与共产党作战的节节失利，蒋介石如同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当时，蒋管区内一些地方的物价，往往是以上海的行情为转移，跟着涨落。大金钞案过后，蒋介石依然想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这时，他又想起了上海滩上神通广大的杜月笙来。
蒋介石先后几次给杜月笙电报，请他筹措平定物价的办法。杜月笙很清楚，自己不可能想出办法解决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次接到电报，他与身边的几个智囊人物商量了两夜，大家都认为只有停止内战、修养生息、严格吏治这种标本兼治的方法才能有效，但如此之观点是不可向蒋介石提的，他便要个滑头，提出了“进行劝导与纳游资于正轨”两项办法。他想对于老蒋这样的家伙，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肝胆相照的。
蒋介石对他这样空空洞洞的复电很不满意，又来电要他提出更具体的办法。
想敷衍一下看来是不行了，杜月笙只好大范围地找了一批谋士，经研究一番之后，便提出了吸收游资的最好办法，是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使大量法币回笼，市场才可望得以稳定。
想出这个办法，杜月笙很得意，恰逢孔祥熙来上海，孔祥熙连声说：“好，好！”停了一会儿，他又不无担心地说：“只是南京政府控制的东西太少了。”
蒋介石接到杜月笙的这套方案后，又向很多方面征询意见，不少人的主张和杜月笙相同。最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了收回游资的几项紧急措施。主要是出售几个所谓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这一紧急措施得到的结果，是所有抛出的物资很快便被抢购一空，因为消息灵通的“南京客人”早带着大量现金赶到上海，这些陌生的主顾比上海的投机商人不但人数多，而且钞票更多。他们购到的东西，马上就能弄到交通工具运往内地。这样一来，南京政府手中不多的一点东西，眼看快要抛光，而物价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