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和戴笠的协商，戴笠十分同意杜月笙的主意，还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并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搞这门生意的港济公司，分别在香港和重庆设立机构。这个机构表面上由顾嘉棠来负责。
港济公司成立后，香港的大烟贩便争着向杜月笙定货，据当时知情人透露：“在1939年期间，法币还没有大贬值时，他就接洽了3000多万元的定款。”可这项事务由于戴笠那边的原因而拖了下来。
日军大将“谈生意”
日本人侵略中国，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黄浦滩上有一个路路皆通，无往不利的杜月笙，日本人早就千方百计笼络，希望拉他过去大加利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陆军部、海军部的特务机关，甚至于每月列出经费预算，专做杜月笙的工作，派人窥伺刺探，跟踪调查，将杜月笙的交往情形，生活状况，列成专案，经常分析研判，向上级提出报告，作为争取杜月笙的参考资料。
战前的日本宪法，陆相海相由各该兵种自行推举，他们直接受命于天皇，不受首相的节制。非但如此，陆相、海相还有权决定参加内阁与否，这也就是说：只要陆相海相摇一摇头，内阁便必倒无疑，有这一层取舍的大权，于是日本的政党内阁只有被军阀们牵着鼻子走，内阁的政策和施政，常被军阀所左右。日本战败以前军阀跋扈嚣张，与每届首相组阁时常难产或流产，原因在于军阀可以借由他们的特权直接操纵政局。
在这种奇特而微妙的政治制度下，日本对外侵略的主张乃分为三大派系，譬如说文人政客宁愿持重，认为对中国应自经济侵略人手，掌握一切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庞大的市场。海军觉得中国已是日本的囊中之物，不必浪掷兵力，挑起战火，他们主张向南洋和美国进军，以为日本陆军应该专为对付苏联而用。陆军以少壮军人和关东军系为中心，坚决主张先解决中国问题，取得广大的人、物力资源，充作侵略全球的基础。
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内阁、同一个时期，始终都在进行三头马车政策，陆军海军专横跋扈，自行其是，内阁中的政客也不得不另辟途径，以便在惹出大祸时作为缓冲。于是，形诸于外也就各有各的手法，各有各的机关，各有各的办法，并且各自开辟各人“特别经费”的财源。
狂风巨浪中也有小小的急流旋涡，中日大战初起前后，杜月笙便曾陷在日本政、海、陆三方面的旋涡之中，经过一番纠缠，生出许多麻烦。
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抗战前夕，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从日内瓦回日本时途经上海，他曾由翻译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陪同，到法租界华格臬路，登门拜访杜月笙。
杜月笙非常惊讶，因为这位日本海军大将，竟是专程前来跟他谈生意。永野修身推崇杜月笙在金融工商业方面的“天才”，认为以杜月笙的声望和才具，应该放开手来做大买卖，当时杜月笙答谢说：一来自己眼高手低，不是经营大事业的材料，二来做大买卖需要大本钱，他没有这个能力。
于是，永野修身便立刻提出实际方案，他这个方案是足以令人疑信参半，惊喜交集的，他说：日方准备投资日币三千万元，和杜月笙开一个“中日建设银公司”，他并且坦白供承：日方所以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跟宋子文所办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别别苗头，抢抢生意。他不相信“中日建设银”做不过“中国建设银”。
永野修身的提议大胆已极，但也非常切合实际，他为杜月笙描绘美的远景，上海有日本海军的机关，驻军也是海军陆战队，倘使说得更明白一点，日本陆军的势力在东北与华北，华中华南则属于海军的，以日本海军舰只与陆战队，加上受他们操纵指挥的侨商和浪人，配合杜月笙在上海的广泛人缘，深厚潜力，莫说“中国建设银”不足为惧，甚至他们能够掌握整个华中和华南的资源和贸易，倘若以发财而论，这一个机会实在是举世无俦，空前未有。
尽管永野修身说得舌翻莲花，天花乱坠，杜月笙晓得他有诚意，而且所说的话也是真的，但是他始终保持礼貌的态度，微微而笑，凝神倾听，等永野修身把所有的话说完，杜月笙非答复不可了，他却是眉头微皱，连声苦笑地在摇着头，他说：
“我是中国老百姓，无钱无势，永野部长先生未免太抬举我了。”于是永野修身赶紧声明，他所说的都是由衷之言，希望杜月笙不要借词推托，说两句客气话敷衍了事。这样，岂不是辜负他一片诚心了吗？
逼着要摊牌，杜月笙只好这么说了：
“一个中国老百姓，去跟外国的政府机关合资开办公司，这恐怕有点不合体制吧。”
连这个说法都不能使永野修身知难而退，因为他还备有十分迁就的第二套方案，那便是由杜月笙自己出面组设一家规模宏大的银公司，其所需资金，则全部由日方供给。
杜月笙简直无词推诿了，他只好虚晃一枪，暂且避过，他说：
“这是一件大事，请永野部长给我一段时间，容我详加考虑。”
多日后，他派人往见日本海军驻沪武官，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