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动队”的装备，蒋介石原来答应由国民党政府供给，但实际上，被子服装由“别动队”成员自备，因系自备，来源就复杂了。武器弹药除由当地国民党驻军供给部分外，另外的便由杜月笙等人设法筹备，或搜罗散失在民间的武器，或让金融工商界捐钱购买，或叫各区保卫团捐献。
1937年11月，“别动队”成立不久，日本侵略者在金山卫登陆。当时国民党主力部队集中的罗店、嘉定和黄浦江蕴藻浜一带堵截日军，地处苏浙两省交界的金山卫防务空虚，日军得以乘虚而入，从南面包抄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后路。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的陈诚仓惶命令全军后撤。这时的“别动队”，除第三支队因主要成分是工人，抗日决心较大，拉到青浦与日军进行过一次战斗外，其余的未经一战，便溃散了。根据戴笠的命令，一部分撤向法租界。为使这部分“别动队”能进入法租界，杜月笙亲自出面与租界当局联系，法国总领事说：“杜先生的意思我们可以照办，不过，退下来的军队，按照惯例，必须全部解除武装。”杜月笙一口答应：“那当然。”结果，这部分人是缴了枪以后，躲人法租界的。其中，有的人重返原来工作岗位，有的参加了军统特务，如原二支队副官于松乔等，成为“军统上海区行动二队”成员，专门从事暗杀活动。另一部分逃到了江苏、安徽交界的屯溪、歙县等处。1938年，戴笠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将这一部分加以改编，又吸收了一些散布在浦东及太湖地区的土匪武装，如马伯生、丁锡山、张阿六所部，合并组成“忠义救国军”，以俞作柏为总指挥，何行健为副总指挥，这支以“救国”为招牌的特务武装，在抗日期间，不打日寇，却起劲地反对新四军和欺压百姓，从事绑架勒索、抢劫敲诈、强奸妇女等罪恶活动。有的甚至奴颜事敌，为虎作伥。如杨仲华，担任了汪伪和平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冯一先担任了汪伪社会部的文教组长；丘方伯则成为汪伪所得税局局长；何行健于1939年5月在苏南地区率领丁锡山等部五万余人投降敌伪，并收编了蒋介石留下的杂牌部队，出任汪伪“肃清委员会”副总指挥。这些汉奸武装，在日寇投降后，大多又被蒋介石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调去东北参加“剿共”，有的则在上海露面，充任接收人员。
“中储券”又称“宁钞”，是汪伪政权在沦陷区发行的货币。
汪伪政权成立之前，沦陷区币制基本未变，继续沿用国民党中（中央银行）、中（中国银行）、交（交通银行）、农（农民银行）和小四行，即中南、通商、浙兴、四明等银行发行的钞票。以梁鸿志为头子的伪“维新政府”，于1939年5月16日在南京成立“华兴商业银行”，作为伪国家银行，并发行“华兴券”。“华兴券”虽在市面通行，但只能按票面八折或九折计算，不久即告停用。以王克敏为头子的伪“临时政府”，通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主要在华北沦陷区流通。此后，日本占领军在中国沦陷区发行一种“军用手票”，规定与日元等值使用，但不能在日本国内流通。
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出任伪财政部长。1940年5月1日，汪伪政权颁布《中央储备银行筹备委员会章程》，以周佛海为筹委会主席，积极筹设中央储备银行，作为汪伪政权的“中央银行”。12月8日，周佛海和日本大使馆的参事官日高秘密签订《关于设立中央银行之建议书》。1941年1月，“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正式成立，周佛海兼任总裁，并开始发行“中储券。”
1941年1月15日，“中储行”在上海外滩前华俄道胜银行旧址设立了上海分行。为扩大影响，汪伪派人到处贴标语、撒传单，大吹大擂。但上海市民报之以藐视，将标语、传单扯掷于地，以脚践踏。上海银行钱业公会一致决议，坚决不与“中储行”来往。全市大小商店，拒绝使用“中储券”。为此，周佛海密令汪伪警政部长兼特工部主任李士群，派出大批特务，手持“中储券”，往各大公司、商店购物，如对方拒绝接受，便拔枪相对。这些公司、商店忍气吞声，被迫收下。江伪特工总部还给规模较大的银行、钱庄投寄恐吓信，说如不接受“中储券”，就要给以最严厉的报复。依靠这些特务流氓手段，“中储券”在上海市面渐渐流通。
“中储券”的发行和流通。危及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地位。因此，重庆方面密令军统局上海行动小组打击“中储行”，阻止“中储券”发行和流通。根据这一密令，军统特务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针对“中储行”的暗杀行动。
1941年1月30日，军统特务首先杀掉了“中储行”上海分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接着，军统特务又在2月20日袭击了“中储行”上海分行。
这天上午十时十五分，三名军统特务身着便衣，相继进入“中储行”上海分行。其中一人迅速掏出两枚手榴弹，用力投向屋内。另一人直奔二楼，也投出两枚手榴弹，但急忙中药线闩子未拉开，手榴弹没有爆炸。这个返身下楼，正撞上银行的一个保镖，他即拔出手枪，将保镖打得从楼上翻滚下去。三名军统特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