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如英美烟公司工会的主要负责人李长贵、顾若峰等，与杜月笙也都有很深的关系。当时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某些国民党机关中，也多有杜月笙的人。如吴醒亚任上海社会局长期间，社会局的四个科长中有三个是杜的门生。其中最早拜杜为师的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民运指导委员会主任陈君毅，其后则有民运指导科主任许也夫、训练科主任汪曼云。许也夫以后经杜月笙介绍任社会局专管“劳资纠纷”的第三科科长时，其下的调解股主任是杜月笙的门徒王先青。通过这些人，杜月笙增加了对工人群众的欺骗性，陆京士便曾在《立报》上吹捧杜月笙是“全国工运萌芽的保姆”。
其二，是将自己伪装成工人利益的维护者。1930年6月，上海法商电水公司工人举行罢工。杜月笙在公开场合伪装同情工人，送了一笔钱表示支援，并答应代为调解。暗中却接受了法国资本家的代理人、法商电水公司买办沈叔眉要他设法制止工人罢工的请求，指使门徒李麟书在车务部发起成立“车务部同仁俱乐部”，利用乡土观念，在工人中制造纠纷，企图破坏工人团结。并派出打手以暗杀威胁工会负责人。但这些阴谋未能动摇工人的罢工决心。法帝国主义恼羞成怒，妄图以血腥镇压慑服罢工工人。7月21日，法国巡捕枪击在水电工会俱乐部开会的工人，当场死伤二十余人。这一惨案激起全市工人的愤怒，其他行业的工人纷纷起来支援。
蒋介石惟恐工人坚持罢工会影响国民党政府与法国帝国主义的关系，除令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市长张群和警备司令熊式辉贴出布告，严禁工人擅自罢工，不准其他行业的工人支援水电公司外，还派出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石曾到上海进行所谓调解。李石曾到上海后，首先找到杜月笙，杜月笙立刻答应替蒋介石分忧。他对罢工工人进一步施展了明为支持，暗行分化的办法。
虽然结果是法国资本家答应只给工人每月增加2．4元工资，但杜月笙和李石曾却极力宣传这是了不起的胜利。
在处理一些民族资本所属企业的罢工事件时，杜月笙更会作态。他往往将双方代表召到他的公馆，既表示体谅资方困难，又表示“同情”工人的处境，在将双方要求逐步压到可行程度时，资本家如仍不同意工人要求，杜月笙还会唱一出“慷慨解囊”的好戏。如某工厂停工，工人要一个月遣散费，资本家想压低至半个月，杜月笙听后说：“厂方的困难是实情，工人的困难也是实情，工人失业后，生活自然大成问题，依我看一个月工资实在太少，至少应给一个半月才可勉强敷衍。”话说到此，工人代表感到意外，资方代表则内心惴惴，不知杜月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正欲发言诉“苦”，杜月笙立刻又道：“工厂要关门，当然无力负担这许多遣散费。厂方本来愿出半个月，现在仍出半个月，相差的一个月，则由本人负担。”其实，连杜月笙的门徒也坦白承认，邀他出面调停的资本家，哪一个敢要这“大亨”为其破费，事后对杜月笙掏出的钱当然照补不误。就这样，杜月笙扩大了在部分工人中的影响。
经此苦心钻营，上海滩原来以黄金荣为首的“黄、杜、张”流氓势力，中心实际已转移到杜月笙，只是照顾到黄金荣的“资历”，在姓名排列上，杜月笙才屈居第二。这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衣锦还乡建祠堂
杜月笙为显示他发迹后的权势与地位，在老家高桥镇大建宗祠。原来杜月笙的家乡浦东高桥镇，有座杜家祠堂，虽称为祠堂，仅有两间东倒西歪的土屋。杜月笙便以祠堂为中心，收购了周围五十来亩土地，兴建一座杜氏宗祠。工程已经竣工，此时客厅里的来人，便是来请主人验收的。
杜月笙有其他的事，不便分身前往，正好杨管北在座，便顺手推舟：“管北，侬是晓得的，我读书不多，肚子里没墨水，这建筑上的事体，一窍勿通。侬是个大学生，有文化，麻烦侬走一趟。”“杜先生，这方面，我可力不从心啊！”“不，小老弟太客气了，我叫墨林陪侬一道去。”于是，杨管北与杜的管家万墨林一起过江，来到高桥杜氏宗祠前。
这所祠堂是从1930年初就开始破土动工的。杨管北下车后从远处望见一座白石牌坊，牌坊上额镌着的“杜氏宗祠”四个颜体金色大字，在夕阳的照耀下熠熠生光，心想：好大的气派呀！过了牌坊，便是祠门，一对石狮张着血盆大口，雄踞门的两侧。杨管北就像《红楼梦》中贾政视察刚竣工的大观园的架势，命令陪在一边的工头：“你们先把祠门关上，让我与万先生瞧瞧外面。”
杨管北后退几步，仔细打量着那祠门。两扇乌黑油漆大门上，一副锃亮铜兽门环，显得古色古香，十分典雅，门的两边迄逦一色雪白桥镇，硬是放上这个宏大的建筑，很不协调，不过，单从祠堂来说，门面这么气派已是很不错，便点头称好，叫手下人开门。
步入祠堂，当面看见一溜五开间的大厅，这便是第一进的轿马厅。走过了轿马厅，第二进为正厅，供奉着福、禄、寿三仙，左右两座竖立着七八尺高的红木底座的大理石屏。第三进“享堂”，供奉杜氏列祖列宗“神主”牌位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