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以后，当埃尔顿独自一人在美国的时候，他回忆起1904年的伦敦之夏。他没有同任何人交谈，一个人吃饭。生活中所有的琐事消失了。他意识到自己多么需要他人的陪伴，怀疑自己能否交朋友。埃尔顿的忧郁症驱使他像一个孤魂那样踯躅于大街，很让人同情，他深陷于一种深沉、真实的渺小无能的感觉之中。孤独、自贬、失去个人交往能力，然后更深的孤独，这种情绪上的循环似乎坚不可摧和无法打破。他“游手好闲并奢侈浪费”，“终将沉沦”。可是有一天，他的眼睛被奥蒙德大街46号一栋三层楼的房子吸引了。在每层楼的玻璃上方挂着醒目的白色条幅，条幅上的15英寸黑色大字告诉行人正路过工人大学（WorkingMen\"sCollege）。埃尔顿停下了脚步。有一则通知说，夜间上课的初级班将于9月27日开课；前门上的另一则通知则恳请紧急捐助15000英镑以促进本校的发展。他走了进去。孤独循环被打破了，埃尔顿迈出了进入工人教育的第一步。
尽管工人大学在埃尔顿的发展中只扮演一个简短的角色，但建校思想却同他后期的信念一致，这种信念建立在正确的工作态度之上。1854年，在杰出的神学家兼大学教师莫里斯（E．D．Maurice）的领导下，工人大学建立了。大学自治自主经营，向工人提供系统而有条理的人事学科，其标准堪与大学的专科学院相比。基督教徒般的伙伴关系为大学中的人事关系确立了基调；鼓励文科学科而不是技术学科；教学方法集中于成熟工人的有限经验和兴趣，而不是聪明年轻人的特权背景。虽然教师是拥有大学经历和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员，但之所以选择他们，却是由于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同情心、基督教徒的责任感、谦虚和友善，以及他们优先选择通过合作式学习方式来培养工人对人性的理解，而不是偏爱于通过专家式指导来传授知识。自由和秩序是主要的价值标准，因此要把工人从不得已的无知困境中解脱出来，并向他们展示所在社会和政治世界的恰当秩序。工人大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在新的工业社会环境拒绝承认工人具有社会正式成员的身份以及在工人身上强加了侮辱和挫折的情况下”，给出了解答性的回应。
工人大学欣欣向荣地持续到了1872年。经过一段短暂的危机后大学被改组了，1884—1902年间，在著名商人乔治·坦斯利（George‘Fansley）的影响下，大学基督教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革的色彩有所褪色，转而建立起了一种稳定可靠的教育体系。1902年，英国教育的变化给工人大学带来了新的规划。自1896年以来，工人大学一直尽力筹款并进行扩张，隔壁的儿童医院也有一个相似的安排。儿童医院得到了一笔慷慨的捐赠，并提议收购工人大学。它制定了计划，在克朗戴尔路（CrowndaleRoad）新建了一栋大楼。埃尔顿恰在此时加人了工人大学。进一步的变化悬而未决。对伦敦各校的控制权逐渐从一个中央机构转移到各地方当局，英国的教育系统正开始快速扩张，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非官方教育团体逐渐成长，尤其是工人教育协会（WoOer’sEducationAssociation，’WEA）在全英国和各殖民地的发展，填补了成人教育中其他团体所疏忽的空白。十年以后，埃尔顿将在澳大利亚欣然从事工人教育协会的这些活动。
埃尔顿成为工人大学的一员，时间是1904年9月9日至12月17日。埃尔顿申请指导一门高级英语语法课程。由于伦敦各大院校教师不足，这项申请受到了欢迎。上课时间是在星期二晚上8点到10点，但没有报酬。埃尔顿所传授的远不止语法和保持学生的兴趣。他还用迷人和体贴的方式吸引着他们。学生们钦佩他那才华横溢的辩论风格以及超乎寻常的记忆力。正是这群听众让埃尔顿有机会看到自己如何能够快速地发展运用事实的非凡能力，并带来极大的自尊。
埃尔顿对新闻工作的尝试及时地转移到了其他方面，他下象棋，在大学图书馆看书，开始进人大学的社交生活。在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失去了政权，埃尔顿的“本辩论社欢迎澳大利亚工党内阁的近期垮台”一题使辩论社（DebatingSociety）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投票结果是十比五。考虑到大学中刮起的社会改革风气，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功。10月下旬，埃尔顿同大学创始人的儿子爱德蒙·莫里斯（C．EdmundMaurice）、戴西（A．V．Dicey）和特里威廉（G．M．Trevelyan）一道出席了五十周年纪念宴会o（9在一场允许吸烟、颁发运动奖状的音乐会上，埃尔顿为大家表演了一个音乐节目。在圣诞节前不久，老同学俱乐部（01dStudent．’sClub）也邀请他参加了晚宴。关于埃尔顿，《大学》期刊这样写道：“在这六个月期间，他深入本大学生活的程度非同寻常……他获得了许多友谊，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十七年以后，埃尔顿写信告诉多萝西娅：“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步人工人大学，很快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