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技术的发展还使报纸版面所需要的字号、字型以及线条、网纹大大增加，编辑可以利用键盘对它们进行迅速的选择和更换，同一字号也可以进行大小微调。同时，版面区栏可自由设置，照片的大小和重新构图也可在电脑中自由迅速地进行，报纸的大量彩印和印刷质量的不断提高也成了现实……这不仅使编辑以往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可在几十分钟内完成，而且为编辑组织版面、进行“再创造”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而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好比是工作办公室，可以用来储存大量的信息。总编辑手拿小巧玲珑的笔记本电脑，可以随时与编辑部内外的记者、编辑保持联系，下达指令，把记者、编辑的稿件调来审看，把新华社的稿件调来阅看。
作为现代报纸编辑，如果没有网络媒介的沟通意识，缺乏对电脑网络联通与运用的理性认识，在编辑工作中仍排斥电脑的运用，势必会落伍于时代，这对报业的发展“害莫大焉”！没有网络媒介意识，仍旧局限于纯粹的印刷文字传播，必将陷入危机之中，从而在日益激烈的媒介竞争中处于劣势，成为其他报纸吞并的对象。
六、学者意识
编辑应当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不断学习新知识，使自己成为才学识三者兼备的专家型人才。关于这个问题，唐朝著名学者刘知几曾经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梗楠斧斤，勿能成室。”清代文学家袁枚也很形象地比喻道：“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搞学问是这样，当编辑也是这样。我国出版界的老前辈中，有不少大家，他们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他们是具有学者意识的编辑，是才学识三者兼备的学者型编辑。
一代大师王国维在史学、文学、哲学、考古学、地理学上卓著声名，同时，他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出色的编辑家——他参加了中国最早的农学刊物《农学报》与最早的教育刊物《教育世界》的编辑工作。他又参加了推动当时时代学术新潮流的《国学丛刊》和《学术丛编》的编辑工作。
王国维双向的编辑艺术很值得现代编辑借鉴。他巧妙地沟通了编辑事业与学术研究：为编辑出高水准的刊物，促使他潜心一流的学术研究；而一流的学术研究，又为他主编的刊物保证了极高的水准。其编《教育世界》，就是与自己的哲学、文学、教育研究达成双向对流。其编《国学丛刊》与《学术丛编》，也是与自己的甲金文、简牍、敦煌遗书、经史、小学等研究形成高效的双向循环。试举主编《学术丛编》，来窥其高超的艺术。
《学术丛编》每期约80页，由于两个原因，一是“盖当因惜费故”，二是他人之稿亦未必能尽当王氏主编之意，故基本上不向外征稿（罗振玉除外）。因此其中除约50页编发未刊或稀见之古籍，王国维要自撰30页。一方面，这种硬任务鞭策王国维奋发地开展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王国维自己“视学术为其性命”，自觉地砥砺精进。
1916年7月给罗振玉信中，王国维自己作了小结：“今年上半年成绩，共得书一百五十叶，得七万五千字。”我们统计王氏在半年中完成了：《史籀篇疏证》、《周书顾命礼征》、《释史》、《乐诗考略》、《毛公鼎考释》、《裸礼榷》、《魏石经考》、《大元马政记跋》等数种，涉及到小学、经学、金石学、史学等方面。王氏所撰不仅显示其学识广博，而且精研至深。如王氏撰《史籀篇疏证》时曾向罗振玉谈及：“此次作《籀篇疏识》（即其原先题名，后改，引者注），初以为无所发明，便拟辍笔，及昨晚得所录诸字，细观一过，觉可发见者颇多。此事唯先生知我，亦唯我知先生。然使能起程、段诸先生于九原，其能知我二人，亦当如我二人相知也。至于并世学者，未必以我辈为异于庄述祖诸人也。”王国维很自许，自视很高。确实他的《史籀篇》研究是以甲金文来爬梳互证，超越前贤，非庄述祖诸辈能比肩，而若程瑶田、段玉裁诸清代乾嘉大师能起于地下，也必当首肯。这也可见其功力、学识、成就之卓越。王国维从不敷衍塞责，聊以应付。他不得好题目不撰。如1916年3月间致罗振玉信中云：“近数日中家务业已就绪，思作《学术丛编》中文字，讫不得好题目，遂以杂阅各书消磨数日。”有好题目，文中不道前人之未道，不发前人之未发，则不撰。既撰作成文，王国维又必反复修改，如其于《魏石经考》等，均是如此。因此，王国维每期必有作，必得好题目，必撰覃究精深之文。
《学术丛编》得以刊发这些论文，当然体现出高层次的水准和价值，而且因王氏论文博涉文史中诸多领域而又显得丰富多彩。王国维这种双向的编辑进程：编辑≠研究≠编辑，使他的编辑事业与学术研究达到了相互契合、彼此促进、共同提高的境地。从他的这一段学术工作而言，完成了其“新史学的开山”与“划时代工作”的重要一部分；从他编辑的刊物来言，得到了社会学界的重视。关于后一点，王国维当时在信中说过：“外间此报品评尚佳，又因日本人来购此报……”因此不仅影响了中国学界，而且影响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