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隐瞒着他，她们的座上客利奥的行动也十分诡谲，神秘莫测。日子一长，他渐渐明白，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利奥是母亲多年的情夫，他利用这个关系，以狡黠的方式榨干了这个体面家庭的钱财，现在反倒以施主的面貌出现，在卡尔拉身上打主意，卡尔拉并不喜欢利奥，但经受不住经济窘迫和利奥卑鄙追逐的双重压力，终于妥协了。米凯尔目睹这庸俗、虚伪的现实，又受到一个轻浮的女人丽莎的逗弄，感到令人窒息的痛苦。在某一瞬间、憎恨的感情突然在他身上迸发出来，他持枪冲进利奥的房间，想一枪结果了他，但枪击没有成功，激情消失了，他对周围污秽的现实的痛恨也随之烟消云散。冷漠无动于衷占有了他，他像母亲和姊姊卡尔拉一样，成了冷漠的人，品尝着随波逐流的安逸。
莫拉维亚采用心理分析的手法，描绘了置身于污秽现实的资产者被私利主宰道德，冷漠扼杀热情，空虚、堕落的精神状态。文笔含蓄隐晦，但可以看出作者对资产者灵魂的鞭笞，因为他认为，正是这些人的虚伪自私和否定理想的冷漠态度，成了繁殖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土壤。这部处女作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在准备刊印第六版时遭到法西斯政权的查禁。
嗣后，莫拉维亚不得已而多次出走欧美各国。这期间，他于1936年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访问，中国古老的文明给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30～40年代，莫拉维亚写作的小说，或者继续表现《冷漠的人们》的主题，描写企图“违抗”现实、冲破环境的精神牢笼的资产者，他们徒有“抱负”，但“随波逐流”，最终成为失败者、或者描写资产者失去和谐的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例如《未曾实现的抱负》（1935）、《阿谷斯蒂诺》（1944）、《违抗》（1948）、《随波逐流的人》（1950）以及稍后出版的《鄙视》（1954）。莫拉维亚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的典型形象——精神空虚、庸俗自私、意志薄弱的“随波逐流的人”，从一个侧面描摹出时代的气氛。
这一时期也有若干作品跳出了这一题材框框，别开生面。《假面舞会》问世于法西斯统治岌岌可危的1941年，表面上是揶揄一个假想的南美专制国家的独裁者，实际上是向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抛出投枪。短篇小说集《瘟疫》（1944）立意新颖奇特，运用大胆的想象和夸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现象进行辛辣的讽刺。
《假面舞会》问世以后，墨索里尼亲自下令禁止该书再版。法西斯覆灭前夕，莫拉维亚被列入黑名单，险遭逮捕，他逃出罗马，过了九个月颠沛流离的难民生活。
意大利人民开展的波澜壮阔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充满生气的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对莫拉维亚战后的创作无疑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战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马女人》（1947），短篇小说集《罗马故事》（1954）、《罗马故事新编》（1959）和“献给抵抗运动的小说”《乔恰拉》（1957），是莫拉维亚把目光投向意大利下层社会的成果。《罗马女人》通过妓女安德里安娜的自叙，以平民的眼光来审视和批评资产者社会，《罗马故事》和《罗马故事新编》收短篇小说一百多篇，它们从1953年起陆续刊登于米兰的《晚邮报》。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店员、仆人、侍者、司机、理发师、清道夫、洗衣妇、失业者、流浪汉、小偷，故事的内容，正如作者所说，几乎都是“奇谈偶闻”。是那些外貌平淡无奇、智力上也毫无过人之处的普通人的辛酸境遇。在战后的艰难岁月里，他们为了生存的权利苦苦挣扎，走投无路，最后只得铤而走险，去干犯罪的勾当（《教堂里的小偷》、《假钞票》）；他们住在阴暗、肮脏的贫民窟里，衣不蔽体；病魔缠身，为资产者的罗马所不容（《大热天里开的玩笑》）；他们的家庭人口众多，无力抚养新生的婴儿，既想把孩子撂在有钱人常去的教堂，让他长大过上好日子，但又想咬紧牙关，把亲生骨肉留在身边，一起受难（《孩子》）。这些不幸的人是社会的弱者，时时担惊受怕，但命运总是捉弄他们（《他们的日子》），纵然他们在爱情、生活上成了幸运者，幸运也仅仅是短暂的、偶然的，灾祸很快就降临到他们头上（《倒霉的一天》、《你中签了》）。还有些故事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富人们不择手段地追逐铜臭的卑鄙灵魂（《中人》）。在这两部短篇集中，莫拉维亚的艺术才华，他的敏锐的观察力，细微的心理分析，轻松自如的笔触，得到了最好的发挥。
《乔恰拉》以作家亲身经历的逃难生活为素材，通过罗马一个女店主乔恰拉的遭遇。她的纯洁、美丽的女儿被德国鬼子奸污，心灵受到摧残，堕落为放荡女人的命运，对墨索里尼政权崩溃、德国法西斯入侵期间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势，作了别具一格的剖示。
从60年代起，莫拉维亚一连发表了长篇小说《愁闷》（1960）、《注意）（1965）、《我和它》（1971）和六部短篇小说集《不由自主》（1962）、《东西就是东西》（1967）、《天堂》（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