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厉王和幽王朝政治黑暗、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可以相信是西周后期的诗。
《大雅》中某些赞美时局的作品，如《江汉》赞美召武征淮夷，《常武》赞美南仲征徐方，其人其事均在周宣王时代。《韩奕》：“韩侯取妻，汾王之甥。”汾王就是公元前841年被国人暴动驱逐到山西汾水地带的周厉王，则这首诗当写于厉王之子宣王之世。
东周后期，自周平王、周桓王、周庄王、周厘王、周惠王、周襄王、周顷王、周匡王，至周定王，约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作于这一时期的诗，主要有《国风》的大多数和《大雅》的一部分。
《国风》的大多数，看其内容、形式与风格，当是平王东迁至春秋中叶的作品，有还能够通过先秦典籍找到年代标记。
在长达五百多年的岁月中积累的《诗三百》，绝大多数的作者已湮灭无考了。能够知道姓名的，只有三类七位：一类是写进诗篇的，《小雅·节南山》的作者家父，《小雅，巷伯》的作者孟子，《大稚’崧高》的作者尹吉甫。一类是先秦史传说的，《大雅·桑柔》的作者芮良夫，《廊风·载驰》的作者许穆夫人，《商颂》五篇的作者正考父。另一类是秦汉注家说的，《鲁颂》四篇的作者史克。其余二百九十篇只能归之无名氏。这些无名氏大率有两种人：一是地位不同的文人，一是成份复杂包含奴隶、士兵、平民的民间歌手。属于文人的诗主要有三《颂》、《大雅》和部分《小雅》、部分《国风》。属于民间的诗主要保存在《国风》和《小雅》中。
春秋中叶以前，《诗经》有三种用途。
第一，它是周王朝观风知俗、考正得失的政治参考书。它的采集和编纂主要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第二，它是周王朝推行礼乐制度的工具书。周代制礼作乐，礼乐兴隆。礼是典章法规、行为准则；乐为礼服务，因礼而设，因礼而动。周礼严密而繁缛，周乐也就复杂而精细。《诗经》就是适应礼乐需要，经周大师审定的合乎礼乐制度、用于礼乐制度的乐歌汇编，是周王朝的一部标准诗乐。
第三，它是周王朝规定的国学教科书。
在孔子的大力提倡下，《诗经》的影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到战国时代，被孔门后学尊为儒家经典，并位居儒家的“六经”之首。
秦代，焚书坑儒，《诗经》竹帛烟消，化为灰烬。到西汉一统，时人靠着口头记诵，才使它幸而复活。
《诗经》的传授和研究，自汉以下，主要用于经学。经学是开始于汉代、绵延至清代的一门专攻儒家经典的学问，这门学问的宗旨是为封建社会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建设服务，一般以“六经注我”的方式，阐发治学者的主观思想。《诗经》作为经学的一科，讲授和研究的主题，自然不是艺术形式而是思想内容。
在古代，《诗经》不但是“经学”的一部经典和“经学”教科书，它的文学本质和文学成就，又决定了它是一部文学的经典和文学教科书。因而《诗经》的应用和传授，不但有“经学”的一途，也有文学的一途。
《诗经》是历代文学创作之土学习的楷模。同时，《诗经》又是历代文学理论家研究的典范。
《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不但包含了深厚广博的内容，并且创造了精湛卓越的艺术成就。它的创作方法、表现技巧、体裁、章法、语言、风格，都有非常高的价值。
《诗经》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善于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刻画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塑造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并通过这些生动可感的事物、细节和场景，抒情写意，自然而然地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
这一特征在《国风》中极为突出。《豳风·七月》、《东山》、《魏风·伐檀》都是众所周知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作品。且举《魏风·葛屡》：
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琳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捕。维是偏心，是以为刺。这首诗取材女奴生活，描写女奴为女主人制衣、穿衣的劳作，刻画试穿新衣时，那位女主人在女奴的服侍下扭来扭去、装模作样的姿态，以生动可感的画面揭示劳动与占有的不平等，引出“是以为刺”的哀怨。《召南·小星》：
婓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卖命不同。
啡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稠。实命不犹。这首诗取材小吏生活，微弱的星光下，一位小官吏抱着行李匆匆赶路，他想到此时此刻别人正在家里睡大觉，不由哀叹自己命不如人。以“肃肃宵征”的切身遭遇勾出“实命不同”的内心牢骚。《王风-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桮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恬？鸡桮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这首诗取材思妇生活：暮色苍茫，一位乡村妇女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