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可以见出，战争到了春秋时代已经变成了一门复杂的艺术，远古时代的打仗办法已经大大地落后了。战争的环节更多，涉及的方面更广，对智慧的要求更高，矛盾斗争更加错综复杂。有勇有谋已不足以取胜，还要善于搞外交，搞“统一战线”，还要善于笼络民心，保证“后院”不会起火，还要善于把各种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条件。总而言之，仗是越打越精了。
在这种情况下，做一个统治者的确不那么容易。对他的要求，几乎是对一个全才的要求：他必须是个出色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优秀的外交家、军事家、鼓动家、谋略家，要懂得天文地理，也要懂得处世为人，礼仪制度，要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来应付各种繁杂的事情。这种统治者离孔子所理想的统治者相去实在太远，在这时讲“克己复礼”，是多么不合时宜！
《国语》
《国语》是汇集西周至春秋时代各国史料的一部著作。
从编写体例看，《国语》不同于《左传》的编年体，而首创分国体；不像《左传》那样以记事为主，有完整的系统性、连贯性，而是以记言为主，记事仅有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彼此并无密切的联系。今本《国语》二十一卷，分记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迹，其中《周语》历时最长，记事时断时续，多数是记言论政之文。
从语言风格和文字特点看，《左传》全书一致，上下贯通，自成体系。《国语》各卷，风格不同。周、齐、郑之语，理论性强，颇类战国子书。《鲁语》接近后来的《礼记-檀弓》。楚、吴、越之语，讲究修辞，富于气势，近乎《战国策》。这表明，《国语》素材来源不同，写作时间不一，编者尚未作统一的加工。如果把《左传》与《国语》相同的篇章加以比较，不难看出《左传》在《国语》基础上进行提炼修改的痕迹。
从思想体系看，《国语》虽有不少地方符合儒家观念，但同时也有不少近似其他各家的思想。
《国语》的叙事虽然质朴、平淡，少波澜起伏，然却言之凿凿，针对性强。尤其爱憎分明，敢于揭露现实，反映了这部书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性。所以有“尚实录，富褒贬”之誉。如《召公谏厉王止谤》，就敢于抨击“厉王虐，国人谤王”，提出“民不堪命矣”，以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尖锐政治论断，反映了当时新兴的民本思想。
《国语》叙事以晋史为主要，所占篇幅尤多，叙事也是最为精彩。反映了那个时代宫廷内部君王与太子之间，宠妃、外戚与君臣之间的尖锐矛盾。如《怃俗使骊姬谗申生》描述了口蜜腹剑的骊姬，在晋献公枕边，以反话正说的手段谗害太子申生。妾亦惧矣，吾闻之外人言曰：“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故长民者无亲，众以为亲。苟利众而百姓和，岂能惮君？”写得欲擒故纵、曲尽其意。《骊姬谮杀太子申生》叙述了这心毒手狠的女人，怎样在太子给父王的祭肉中下了毒，又去太子申生面前边哭边胁迫太子自杀，曰：“杀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恶也，难以长生！”《公子重耳出亡》叙述了公子重耳、夷吾皆在骊姬的淫威下被迫出奔的历史事实，记叙传奇、生动，比其他篇章质朴、严谨，更富文学昧。
吴、越两国的争霸战史在《国语》中的记叙是最壮阔、最有渲染力的篇幅。如著名的《勾践灭吴》，波澜起伏、文势跌宕，尤其突出和谈、进谏及十年艰苦备战而没有着重描写战争，凸现了《国语》叙事政治性更浓的特色。再如《申胥谏诉越成》重染伍子胥的进谏，提出越王勾践所以能灭吴雪耻，是因为听取了文种的意见：“大夫文种勇而善谋，将还玩吴国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而吴王的亡国，又是因为拒纳伍子胥的进谏，反映了国家的存亡与君王能否重用贤臣、听取正确意见有很大关系。这些重大原则问题在《国语》中通过质朴的叙事反映得淋漓尽致，而甚于《左传》。
《国语》以记言为主体的散文。艺术质朴而意深，在散文创作艺术上颇有借鉴价值。
与《左传》长于记事不同，《国语》是一部注重记言的著作，有“文胜而言庞”之评，所以语言艺术是《国语》的主要文学成就。《国语》善于通过记言来叙事和人物刻画，所以其语言的形式丰富多彩，主要包括谏词、议论说词及驳难词等，并以对话形式来体现。
《国语》对话艺术以《晋语》、《吴语》及《越语》最为精彩。其中，《晋语》的《召公谏历王止谤》是以召公与厉王的对话揭示对人民的意见不能堵其口，只能疏通的道理。那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论断就是通过召公的谏言表达的。《国语》的对话突出谏言，其他对话仅数笔掠过，足见谏言艺术在《国语》中的份量。
《国语》中的谏言大抵有千锤百炼的特点，几乎皆言简意赅、微言大义。如《申胥谏许越成》伍子胥所言：“为虺弗榷，为蛇将若何？”即小蛇不除，大蛇将如何？比喻越国对吴国的威胁。《诸稽郢行成于吴》：“夫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成”。即一人射箭，成百的人都会起来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