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贡，以及当年周昭王南征不返曾经死在汉水等罪状。楚回答说：“不进贡是我们的错误，我们改正就是了；至于昭王南征不返，问不着我们，你应该去问汉水！”语言幽默，妙趣横生，尤其是楚的辞令，委婉有礼，柔中带剐，斩钉截铁地回击了齐国。双方又经多次唇枪舌战，互相妥协，最终达成和约。外交辞令作为小国向大国抗争的武器，主要用来反对压迫，保护自身利益，争取生存权利。春秋时代，小国或被大国兼并，或沦为大国附庸，政治上受其压迫，经济受其剥削。在当时大国争霸、战争连绵的环境中，小国既要依附大国寻求保护，又要为了自身利益而对大国进行反抗。其中，外交斗争是最主要的反抗。齐孝公途径。如鲁僖公二十六年，齐孝公想继承桓公霸业，率兵伐鲁。鲁国积极备战的同时施展外交策略，派展喜前往齐师，声称奉鲁君之命慰劳齐军。齐孝公问鲁国面临大兵压境，是否害怕，展喜泰然自若，侃侃而谈，大讲齐、鲁共辅周室，子孙世代互不相害的“先王之命”，说鲁国的君子坚信齐孝公继承桓公霸业，绝对不会违背桓公的传统真打鲁国，所以齐大兵压境，鲁国只有小人害怕，君子并不害怕。字里行间流露着一个意思：如果齐军攻鲁，齐孝公显然也就成了一个君子所不齿的失礼小人，而鲁国并不害怕对齐作战！这番话，竟把齐孝公说得哑口无言，下令退兵。
外交辞令产生的积极效果，最直接的是退兵解围。上述鲁国展喜的外交胜利，就是很明显的一例。外交辞令还可以瓦解敌人的联盟。战争中，对立的双方往往要拉拢各国结为联盟，外交行人则善于抓住对方联盟的薄弱环节，通过分析他们各自的不同利害得失而使对方的联盟瓦解，并向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郑国老臣烛之武就是通过分析晋、秦间的不同利害关系，而瓦解了秦、晋联盟。鲁僖公三十年秦军围郑，烛之武临危受命游说秦穆公，三言两语就为郑解围，成功地劝退了秦兵。利用外交辞令也可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如齐、鲁夹谷之会，齐国想以武力胁迫鲁君，被孔子识破后，又用夷礼侮辱鲁国，孔子大义凛然进行斥责，保卫了鲁君的安全，维护了鲁国的尊严。此外，外交辞令还有缓和两国间的矛盾，为双方和解留下余地等政治作用。
外交辞令话题广泛，对象众多，目的明确。《左传》的外交活动内容以朝聘会盟、吊唁送葬为主，围绕这些内容，各国行人在外交活动中展开了众多的话题。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盟誓，即两国以上的使者就各自在盟约中的义务、地位、礼遇等问题进行谈判，并签定盟约；呈报，就是向自己的盟国禀报重要的国家大事，如新君即位、重要人物去世、天灾人祸、战争援助等；劝谏，即对他国不当的言论和行为进行劝说、批评或制止；胁迫，即大国或盟主通过对弱小国家进行武力威胁或物质利诱，来取得政治上的支持；辩解，一国使者针对别国的指责进行申辩，或对他国的无理要求加以拒绝；赏赐，周王室、诸侯大国盟主对他国下达命令或赐物、赐胙甚至赐死；言志，即两国以上的使者就礼制、道德、舞乐等问题陈述见解，或在宴会上赋诗言志。总之，外交辞令的话题涉及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参与外交辞说的交际对象也非常繁多，遍及周王朝及齐、晋、秦、楚等20多个诸侯国。就人物身份而言，除了专门从事外交活动的官员以外，还有国君、大臣、临时充任的外交史官，甚至连一些乐工、商人等都成为外交人员，可谓是数量众多，人物驳杂。
外交辞令的另一艺术特点是委婉含蓄。如鲁僖公十四年，秦、晋韩原之战后，秦穆公俘虏了晋惠公，当秦军押着晋惠公凯旋而归的时候，晋国群臣大夫尾随其后哀戚不已。于是秦穆公就派人对晋国诸大夫说：“寡君从晋君而西也。”明明是自己押着晋惠公的囚车回秦，却说成是自己跟从晋惠公西归，辞令委婉，幽默含蓄，很有讽刺意味。鲁宣公三年春，楚庄王击败了陆浑之戎后，顺势向周王室示威，并向周使王孙满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暴露出称王天下的野心。王孙满直接用治理天下“在德不在鼎”来作答，然后从九鼎的产生、作用、转移等方面，说明拥有九鼎靠的是有德而不是武力，整个回答平静、从容、文雅、严密，突出了周王室受命于天，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鲁僖公三十二年晋襄公在其母亲的劝说下，释放了在战争中俘获的盂明等三位秦军将领，随后反悔，又派阳处父前往追赶。当时孟明等人已经乘舟离开河岸，阳处父声称来给他们送马，要他们把船划回来。孟明识破骗局，向阳处父喊话，表示感谢好意，“三年将拜君赐，，，意思是等三年后再来拜谢晋君的这份赏赐，听起来态度恭敬，语气柔和，实际上却暗含机芒，是宣布三年后必来报仇。
《左传》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文学成就及艺术手法对后代文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传》与《春秋》所处时代相同，都是我国古代最初的历史著作。《春秋》资料源自太史，内容简练，像个流水账簿，号称“断烂朝报”，虽具备了编年体史书的雏形，但只有筋骨没有肌肉，内容一点都不丰满，更说不上有什么明显的史学理论。而《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