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叙事内容很丰富，但文字却很简约，不艰涩、不难懂，朴实典雅，清丽脱俗，表现了高度的艺术提炼。如写晋灵公残暴，仅说了三件简单事例：“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宰夫腼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灵公不像个君主，搜刮民财雕饰墙壁；在高台上用弹丸打人，看着人家躲避弹丸来开心取乐；厨师没把熊掌煮烂，就杀了厨师放在畚里，让侍女们抬着经过满朝群臣的面前。只寥寥数笔，用了40个字，就把晋灵公横征暴敛、奢侈荒淫、草营人命的残暴性格写了个淋漓尽致。写战争场面也很简练，如晋、楚邶之战，写晋军败退时仓皇渡河逃命：“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中军和下军争着上船，船上被砍掉的手指头能用双手捧。只此一句，就把舟少人多，士兵争抢上船，挤不上船的士兵拼命攀住船舷，因船不堪重负，船上的士兵就用刀砍断手指等系列的混乱悲惨场面，逼真地写了出来。齐、鲁长勺之战，作者用了不多的十几句简短对话，就已经把一个从平民百姓中脱颖而出、蔑视权贵、善于谋略、大智大勇的曹刿光辉形象勾画得十分清晰。鲁僖公二十八年，卫大夫叔武煞费苦心地把卫成公营救回国，成公却不信任叔武，想杀掉叔武。叔武正要洗浴时听到成公回来，高兴地顾不上梳理，用手抓着散乱的头发跑出来迎接，结果被杀。这里作者用“提发而出”四个字，逼真地写出了叔武毫无戒备的赤诚忠心。
《左传》叙事大量采用了民谣、谚语，不仅民谣、谚语的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其运用手法也灵活多样。民谣即民间歌谣，是民间舆论的表现形式，有讲究押韵、风趣幽默、适合传播的特点，由于它反映了比较普遍的民间社会意识，因此往往被看做社会生活的晴雨表。谚语也是歌谣的一种，有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容易记忆和传诵的特点，它来自社会实践，是人生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具有良好的教育和劝诫功能。
《左传》大量采用民谣和谚语，极大地丰富和美化了语言艺术效果。如鲁襄公十三年记载，子产刚开始治理郑国的时候，没有得到人民的理解，人民就唱歌谣骂他，说“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意思是谁杀子产我也参与；三年后子产改革成功，人民看到了好处，就又唱出了赞颂拥护的歌谣，说“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意思是担心子产死后没有合适的人来继承他的事业。两句民谣简单一对比，就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人民对一个政治改革家的前后截然相反的不同态度，同时也写出了子产的远见卓识及其改革成功，可见当时民谣具有影响政治生活的舆论威力。《左传》中引用的民歌谚语，具有淳朴的天然之美，往往能以形象生动的比喻，将深奥的哲理深人浅出地表达出来。如鲁宣公十一年，楚大夫申叔批评楚王讨伐陈国杀死夏徵舒时，引用了“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的谚语，意思是有人牵牛践踏了他的田地，他就把人家的牛夺过来据为己有，引用这一谚语来作比喻，说明楚王对陈的杀伐行为是轻罪重罚，不合常理。有时，《左传》也引用一些具有哲理性的谚语和民谣来阐明某些深刻的道理。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明了只有敢于实践才能求出真知的道理；“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揭示出相关事物相辅相成的紧密关系。这些谚语都闪烁着耐人寻味的思辨光芒。又如“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欲加之罪，其无辞乎”；“风马牛不相及”；“困兽犹斗”等等，直到今天依然魅力无穷，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
《左传》语言艺术的另一突出特色是行人外交辞令之美。行人，即外交官员。春秋时代，虽然周室衰微，列国兼并，号称“礼崩乐坏”，但周天子毕竟还是形式上的天下共主，诸侯称霸时要打着“尊王”旗帜，攻伐小国也要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而诸侯小国，也必须利用外交途径陈述大义，争取广泛的支持，保全自己的国家。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为行人外交辞令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左传》的语言艺术提炼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外交辞令极富政治性，既是大国争霸的语言工具，也是小国抗衡的必需武器，往往能够产生积极的政治效果。外交辞令作为大国争霸的工具，对于主动进攻的一方，主要是通过外交途径制造舆论，争取主动，孤立对手，给自己的攻击行为披上合理外衣；而应战的一方也不甘示弱，同样会在外交辞令上争取主动，力图将道义的优势争取到自己手里。于是，交战双方在战前战后都会在外交辞令上进行一番较量，争夺舆论的主动权。如鲁僖公四年的齐、楚召陵之盟，起因是蔡姬荡舟惹怒齐桓公，被桓公遣送回蔡国，但没有正式弃绝，蔡人却将其另嫁他人。于是桓公率八国之军伐蔡，并乘机南向逼楚，日的在于征服楚国承认齐的霸主地位。当时楚国势力很强，齐国并没有打败楚国的绝对胜算，便一面耀武扬威，一面也有谈判的准备。齐、楚双方都想在谈判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辩论。楚国使者首先批评齐的大兵压境，说齐在北海楚在南海，两国风马牛不相及，楚又没有招惹齐，不料齐竟前来打楚；齐则陈述齐国伐楚的合法性，指责楚不给周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