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两种，即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讨伐不讲仁义、不施王道的国家或君主就是正义战争；而不讲信义、妄用暴力的战争则是非正义战争。对正义战争持支持态度，对非正义战争持反对态度。
对战争的存在，能持客观的冷静态度。《左传》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反对“去兵”。鲁襄公二十七年宋国大臣子罕议论说：战争自古以来就有，又有谁能让它不存在呢？圣人可以用它振兴国家，乱臣可以用它灭亡社稷，兴衰存亡都和它密切相关。这里强调战争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客观现象，特别在当时战乱频繁的情况下，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既然战争有功有过，且又不可避免，那么也就肯定了战争客观存在的合理性。
对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左传》认为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败的关键，提出“无民孰战”的基本观念。因此，在记述战争过程中，总是把战争胜败与民心向背进行密切联系，把是否得到民众支持作为战争能否取胜的重要原因。如齐、鲁长勺之战，鲁国方面在战前首要考虑的就是民心支持问题；晋、楚城濮之战，晋胜楚败的原因也主要是由于晋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而楚国失去了人民的拥护。
《左传》根据春秋时代作战条件发生变化的实际，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叉提出了新的作战原则。强调审时度势、把握战机。要求充分地分析情况，正确地选择和把握最有利的战机。齐鲁长勺之战，曹刿就是在充分分析敌我双方情况的前提下，抓住齐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战机，一举击败了势力强大的齐国。
主张知己知彼、攻其弱点。要求精锐力量正确选择攻击的方向，即准确无误地选在敌人致命的薄弱环节。在周、郑繻葛之战中，郑国就是找准了周军的薄弱环节而重点进攻，才获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重视战前准备，切忌轻敌。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战前准备要做得非常充分，并坚决反对骄傲轻敌，不忘骄兵必败。《左传》中记录了大量因麻痹轻敌而遭到惨败的历史事件。
在治军问题上主张德刑并重，就是把礼作为规范军队的教化手段，把刑作为管理军队的强制手段。“礼以行义”，即用礼的规范原则来教化军队的思想和行动；“刑以正邪”，即用刑的强制手段确保规范原则的贯彻实行。礼要求将士服从命令，勇敢杀敌，否则便是失礼，必须受到军法的制裁。如城濮之战中，晋文公诛杀违命的将士，《左传》称赞说“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德刑并重的冶军原则刚柔并济，看到了军队管理问题的两个方面。
尽管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把《左传》看做一部断代的军事战争史，但它毕竟是一郡史学著作而不是一部专门的军事著作，其主要军事思想是在记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出来，因此不同于其他兵书专著，而有其自身特点。
《左传》的军事思想更多地表述了当时社会大多数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在军事问题认识上所达到的普遍程度。总体上说，《左传》的军事思想是通过对多次战争的描述，对众多人物有关军事言论的记载而反映出来的，是零星分散的军事理性认识的概括。从某种意义上讲，《左传》的军事思想是春秋时代军事思想的主流倾向。
《左传》的军事思想比较分散凌乱，多是一些经验的罗列，没有上升到完整理论的高度。这正是由于《左传》的军事思想具有社会普遍性决定的。因此《左传》往往是就事论事，片言只语，驳杂分散，不时闪烁着智慧的思想火花，但没能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同时，《左传》作为一部历史著作，虽记录了不少战例和论兵言辞．但受史书编撰体例限制，也只能是按时间顺序依次罗列，而难于提炼为系统的理论内容。
再次，《左传》的军事思想有许多矛盾和对立的地方。这反映了春秋时代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新旧观念的斗争。由于《左传》反映的是群体意识，而群体中的个体又因环境、地位、经历及利益的不同而导致了观念上的差异和对立，反映在《左传》中，就自然呈现出军事认识上的对立与冲突，使其表现为复杂、多元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