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镇压叛乱，兼并赢弱将亡的小国。王道和霸道都是春秋时代霸主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两者相存并行，交错为用。周室虽然衰微，但毕竟还是形式上的华夏天子，作为中原诸侯的霸主，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笼络人心，自然要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所以“尊王攘夷”也就成为霸主们的口头禅。霸道观念也很盛行，霸主们为了扩大实力，大肆开疆拓土，吞并弱小。无论王道还是霸道，“尊王攘夷”还是“推亡固存”，在霸主们看来都是稳定天下的正义行为，都是礼所不可或缺的必要内容。
其次，亲亲与重民并重。亲亲，即亲其所亲，讲究血缘关系的亲密团结，是维系宗法制度的基本纽带。重民是统治者团结民众巩固自己统治的思想策略。春秋时代，亲亲仍然是统治集团加强内部团结的主要原则，不过统治者也逐渐看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看到了民众作用关系到统治的兴亡，为了得到人民的拥护，统治者便“视民如子”，把亲亲之爱推及于民，不再讲求严格的血缘关系，而实行对民众的泛爱。这是春秋礼治观念的新特点。
另外，修德与备战共举。修德与备战的观念由来已久。从前的修德是祭天祭祖，春秋时的修德却是修明内政、体恤百姓，是为了得到百姓的支持。备战是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在战乱频繁的春秋时代尤其必要。修德是对内而言，对内修德以团结民众，维护自己的统治；备战是对外而言，积极对外备战，以保障生存和发展。
《左传》把人类与自然相联系看待社会，表现了“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它包含下述几点理论内容：
首先是历史变化论。鲁昭公三十二年晋国的史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是春秋史家的一句名言，意思是一个国家不会永久不变地存在下去，君与臣的上尊下卑地位也不会是固定不变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认为朝代更替和君位易主是一个永恒的规律。
其次是礼治不变论。虽然历史是变化的，朝代要更替，江山要易主，但人类的精神财富，即统治社会的思想和制度德与礼却是永远也不会灭亡的，人类要用它们来治理国家这一点也是永远不会变的。齐国晏婴说：“礼之可以为国者久矣，与天地并。”认为无论历史怎样变迁，都是万变不离其“礼”，礼治将与天地并存。
再次是天人作用论。历史是变化的，礼治是不变的，社会的变化既取决于天道也取决下人事，人事就是人对礼治的主观操作。史墨在谈论季氏把鲁君逐出国门时，从天道和人道出发，摆出季氏出君的数条依据，指出其行为既是“天道”的认可，是在母腹中就被神灵指派“将为公室辅”的神意预定，同时也是“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的人之行为所造成。说明鲁国历史发展中君弱臣强局面的形成，乃是天意与人道合力作用的结果。在天人合一共同作用社会历史的认识中，往往人的因素更为重要。如鲁僖公十六年有六只鸟儿倒退着飞过了宋国都城，宋襄公不明白是一种高空气流造成，问周内史叔兴主何吉凶，叔兴认为那是自然现象，造不成吉凶，“吉凶由人”，也就是说，社会结果的好坏完全由人类自己决定，与天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一次晋军对楚作战，董叔认为“天道”不保佑楚，楚军必败，而叔向却说“在其君之德”，与天道无关。
总之，灭人合一的社会观认为：天与人共同决定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没有固定不变的君臣关系，没有永保天下的社稷之主，社会历史就是不断的改朝换代史，但礼治是永世长存的，谁重德尚礼，谁就会得到天命的眷顾和人民的支持，就会保天下、得国家，而不守德、礼就会被历史淘汰。
《左传》中有大量预言，这些预言大都或借天意以论人事，或依人事而说鬼神，目的在于探讨世事，既有先验成分，也有经验成分，同样表现了社会观的天人合一性认识。这些预言可分为梦占预言、推断预言、灾异预言与卜筮预言四类。
梦占预言是通过占梦而形成的关于未来人事吉凶祸福的预言。《左传》记梦近30则，属于梦占寓言的有26则，梦占预言一般都具有做梦、占梦、应验三步格式，其中应验描写是梦占预言的主体部分。
推断预言是通过德、信、礼、义及政治、历史等方面的考察来预测各种国事和人事。春秋时比较普遍地保存着对德、信、礼、义的尊崇，一个国家、一个君主或大臣的行为是否遵守这些道德，往往成为其成败存亡的预测准则，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就根据这个国家及其君臣的行为来推断其未来。如在鲁隐公四年，鲁大夫众仲根据卫国州吁弑君失德的行为，预言他必定会没有好下场，后来果然应验。其他如政治得失、历史渊源等方面的因素，往往与一个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根据这些因素推其前途命运，一般说来还是比较成功的。
《左传》对春秋时代军事制度、军队建设，尤其是对当时战争的大量精彩记述，获得了突出的成就。从一定意义上说，《左传》可以看做是一部断代的军事战争史。在《左传》中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军事思想。
《左传》把战争的性质区分为“义”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