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结果。这种辩证法思想在当时是相当深刻的。
晏婴继承发展了史伯的上述思想，对“和”、“同”做了全面、深刻的论述。
《晏子春秋·外篇》记载了晏婴与齐景公的对话。当齐景公赞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相和呀！”晏婴接着对“和同之辨”做出了全面回答。
第一，“和”与“同”是两种根本对立的观念。晏婴论述了“和”的丰富内涵，并以烹调为例，认为厨师烹调要有水、火、醋、盐、酱、梅、鱼、肉等材料，经过水煮、火攻和五味调和，使它们相互作用，去除掉腥膻气味，使味道适中，味道太淡就增加调料，味道太浓就加水冲淡。君子吃了这样的美味佳肴，就能心情舒适。在这里，晏婴所说的“和”，包括紧密相连的三个层次：一是要有许多不同的对立面；二是经过对立面的相互作用而达到调和；三是经过调和而产生新的统一体。这样，晏婴对“和”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
第二，“可否相济”。晏婴以君臣关系为例，提出了“可否相济”的辩证命题。“可”就是肯定，“否”就是否定。他指出：国君所肯定的东西，其中包含着应该否定的不正确的因素，臣下应指出这些应该否定的方面，使肯定的方面更加完备；国君认为应否定的东西，其中可能包含着正确的因素，臣下应该指出这些正确的因素，而使错误的因素得到改正。这样，就能达到政事平和、百姓安定的局面。在这里，晏婴不仅在政治上指出了君臣协调和谐的准则，而且从哲学第二，“可否相济”。晏婴以君臣关系为例，提出了“可否相济”的辩证命题。“可”就是肯定，“否”就是否定。他指出：国君所肯定的东西，其中包含着应该否定的不正确的因素，臣下应指出这些应该否定的方面，使肯定的方面更加完备；国君认为应否定的东西，其中可能包含着正确的因素，臣下应该指出这些正确的因素，而使错误的因素得到改正。这样，就能达到政事平和、百姓安定的局面。在这里，晏婴不仅在政治上指出了君臣协调和谐的准则，而且从哲学上提出了“可”中有“否”、“否”中有“可”的“可否相济”的辩证规律。晏婴接着又以音乐为例，指出优雅动听的音乐既是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等不同体裁、格调、器皿、声调、音律等互相组成的，又是由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等不同的音乐技巧互相调剂的。晏婴所提出的这一系列矛盾统一概念，揭示了音乐的辩证规律，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第三，“同”是简单的同一或等同。晏婴抨击梁丘据是坚持“同”、反对“和”的佞臣，指出君主认为行，他也认为行；君主认为不行的，他也认为不行。这就好像用水调和水，结果还是清水，怎能让人吃呢？这又像琴瑟老弹一个调，谁能听它呢？据此，他认为梁丘据坚持的“同”，就是绝对的、无矛盾、无差别的同一。
《晏子春秋·外篇·上》还记载了晏婴对“物极必反”的深刻认识。有一天，齐景公因害怕死亡而叹息落泪。晏婴劝谏说：自古以来，就有死亡，它能让后世的贤人得以休息，不贤的人得以伏隐。假若古代的君王没有死亡，先君太公至今还在世，君王您怎能得到君位呢？事物的发展有兴盛就一定有衰落，有生就有死，这是自然规律。万物的发展都有极限，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常规，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有什么可悲伤的呢？晏婴的这一见解，认识到事物的发展要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有盛就有衰，有生就有死，这是自然的规律。在这里，晏婴已认识到“物极必反”的辩证法。
尽管晏婴的上述认识还处于朴素辩证法阶段，但他在分析“和”、“同”差异时，认识到世界万物普遍存在着对立和矛盾，这些矛盾既具有对立、差别的一面，又具有“相济”、“相成”的同一性的一面。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这种对事物对立统一关系的深刻认识，是对古代朴素辩证法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它对中国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就通权达变来看，晏婴继承、发扬了姜太公、齐桓公等前人的齐文化传统，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既维护齐国的尊严、利益，又机动灵活，应付裕如而安身立命。譬如在出使楚国的外交活动中，晏婴面对楚王及楚人对自己的人格侮辱，从容应对，机智灵，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迫使楚人承认错误，既坚持了维护齐国利益的原则性，又坚持了灵活性，维护了齐、楚两国的团结。
就以义制利来看，重视物质利益是齐文化的特色之一。管仲从立国、治国的高度，把义视为治理国家的绳纲和关键，但他同时又强调利，把利视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晏墨一反齐文化以往的传统，把义看成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他吸取了儒家的重义思想，同时也强调利，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主张以义制约利，义是利的根本，从而在义利关系上对齐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就尚俭抑奢来看，奢侈浪费是齐国的陋习。齐景公以追求声色犬马、奢侈无度而闻名。晏婴在齐国上下追求奢侈的情况下，力反其弊，多次劝谏景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