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的时代，是从诸侯割据走向封建大一统的时代。走向统一发展的趋势，要求一种为统一服务的理论。吕不韦深深理解了历史。他以客观的历史态度总结历史，不党一家，不偏一说，自觉吸收融合诸子，集中诸子百家之众知，以求达到“无畏乎尧舜”的理论高度，亦即创造一种崭新的、足以一统天下平治万代的理论。《吕氏春秋》之所以能成为囊括古今超越诸子的巨著，正是用众的结果。
用众，也不仅是吕不韦的思想路线，更是他治国的政治路线。他认为天下之本在于民众，响亮地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的论断，主张治天下“必先公”，公则得众。他不赞成君主独断，认为君王应当虚心、不争能、不显智，这样就可以“使众智”、“使众能”、“使众为”，如此，国家才能昌盛。
《管子》是我国一部著名的古代典籍，它是依托管仲之名而成书的。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颖上人。公元前685年至前645年，相齐达四十年。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领域，都有卓著的建树。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在古代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以人名书，古之常例。管仲其人与《管子》其书，在著述关系上，应当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之处，表现在《管子》书中确实记录了管仲的思想和言行，阐述了管仲的主张；其区别之处，表现在这些记述并非出自管仲之手，而是战国秦汉学者不止一人的著作。这些学者，一方面追述了管仲相齐的言论和实践，继续发扬管仲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打着管仲的旗号，大胆阐发个人见解。在《管子》书中，包括着许多不同学派的学说，杂人少数不甚相同的观点，就是与这个原因有关的。
成于战国时代的篇章，占《管子》书中的大部分。
现在流传的《管子》八十六篇，是经过西汉刘向整理编辑的。
《管子》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八类，在刘向看来，《经言》当为管仲手撰。“经”，本义为织物纵线，转义指历来被崇奉的典籍。
《管子》足探讨我国春秋战国以来的政治、经济、教育、哲学等思想学说的总集，其中包括儒、道、名、法、兵、农、阴阳五行等诸家言论，内容极为丰富，但它义不同于典型意义上的各家，而有所交汇、贯通、结合和变形的一种思想体系。
《管子》认为，黄帝足一个造福于人的人，他不仅善于因自然条件发展生产，教人不行机权之道，同时还善于巩固君主集权，用兵统一天下和用法治理国家。《管子》不遗余力地宣传黄帝的形象，正显示了齐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同步性，它不仅为齐国统治者统一天下提供了精神支柱，而且也为诸子之学在齐国的合流提供了一面共同的旗子。
《管子》并不否定“王道”，而足从现实出发，把目标定在图霸上，给“王道”以虚悬的地位。但是，无论是称王还是图霸，都不能违背“道”。《管子》把“道”看成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基本规律。“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
而在《管子》中，礼义与道法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管子》认为万物禀“道”而生，而一旦产生出来也就有了一定形状和一定性质，各有一定形状和一定性质，就各有所宜，它体现在社会中，就是“义”。把各种不同事物、人事关系制度化，也就是“礼”。把这些关系、制度统一起来，并由国家强力加以保证，这便是“法”了。可见，“道”是仁义礼法的结合点，它们都是以“道”为本体的。
《管子》“无为”也是由“道”引伸出来的。它认为作为世界本原的“道”是“无设无形”、“无形无为”的，因此君主治理天下除了靠法律政令外，还应以道为依循，在政治上实行“无为而治”。
以上表明，《管子》书是对各家学说的博采兼容，没有变成思想的大杂烩；它取道家的自然观而不绝弃礼学；取法家的重刑理论而不否定德礼教化；取儒家的伦理道德而不取其法古守旧；取阴阳家的季节时令说，而避其“怪迂”之谈。
牧民（节选自《管子》）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法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饬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信；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措也！何谓四维？一日礼，二日义，三日廉，四日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