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为政之宝也。
措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轴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日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日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日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
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
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
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缓者后于事。吝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
【赏析】
《牧民》篇讲的是如何去统治、治理民众的问题。
《牧民》篇作者认为，讲治民首先应懂得重视民众，这是我国自西周以来“敬德保民”观念的继承。它意味着当时的统治者已注意到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所在。当然，如《牧民》篇中的类似思想，在其同时代亦已有所见，他们与唯权贵独尊的保守势力展开斗争，在当时社会上形成一股进步的合力，由此推动了社会的前行。
在想到先秦“重民”观念的发展时，人们往往首先忆及的是孟子的“民本”说，确实他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如此的精彩，以致直到近代，仍成为民主主义思潮的创导者的重要思想旗帜。然而我们不必因此而为《牧民》的历史意义而担心，它所提出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同样被奉为“重民”观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由容；而且从整体比较而言，《牧民》篇中的相关思想不但毫不比孟子逊色，甚至有超出的地方。
首先，它们之间有“贵民”与“顺民”的不同要求。属于儒家学派的孟子，仍遵循孔子传统，较注重等级观念。与孔子分人为“上智”与“下愚”一样，孟子也认为人的等级不可改变，他把从事农业劳动生产的人称为“小人”、“野人”，把封建统治者称为“大人”、“君子”，所以他讲“民贵君轻”主要是让统治者注意到“保民”、“养民”、“教民”的重要性，但仍不许让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去听取百姓意见，更不许让民众牵着鼻子走的现象出现。而《牧民》篇则更多地倾向于法家的观点，它提出了“政之以行，在顺民心”的思想，要求统治者能根据百姓的喜怒好恶去制定政策，并说到若所实施之政策不合民意，则“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如果执政者一意孤行，只知道以刑罚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他自己也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这个说法显然是站在了老百姓的立场，连只知以奖罚行政的商鞅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可以说“顺民”说在当时的重民观中绝对具有思想上的领先地位。
其二，在思考治民方式上，《牧民》篇注意从经济生产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对民众意愿的满足。春秋时代以来，社会上出现奴隶大批逃亡、奴隶与平民公开向奴隶主斗争、甚至发生武装起义的现象，这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保证哪怕是身为奴隶的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的重要性，所以《牧民》篇中较多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务五谷”、“养桑麻、育六畜”等各种富民方式来使民众接受统治者的管理。当然篇中也讲到 些提倡仁义道德“四维”的“授有德”方法，但又认为这主要是能起到对发展经济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