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结果；历史不仅是进化的，而且是有必然趋势可循的。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能得出这样的历史观，不能不令人惊叹其思想的深刻！
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开塞》篇转而论证法家的尚力任法主张在当时的合理性。它指出知与力、德与刑两种不同的治道适用于不同的时代：“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人的生性是，对不知道的东西就学学，力量用尽了就屈服。所以，“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靠知识、智慧统治天下者贬退刑罚，靠实力征伐诸侯者贬退道德。“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这里的“先德而治”和“前刑而法”正是当时儒法两家政治主张分歧的要点所在，而《开塞》篇从其历史进化论中逻辑地引出的结论正是当时应该尚力、重刑、任法。
《开塞》篇还指出，用“刑治”则人民畏惧，人民畏惧就没有奸邪，没有奸邪则人民“安其所乐”；用“义教”则人民放纵，人民放纵则国乱，国乱则人民“伤其所恶”。因此，“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这虽然是为法家的严刑峻法作辩护，但它认识到刑与德、义与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种历史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也仍能显示其思想之深刻。
赏刑（节选自《商君书》）
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夫固知愚，贵贱，勇怯，贤不肖，皆尽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天下豪杰贤良从之如流水。是故兵无敌，而令行于天下。万乘之国，不敢苏其兵中原。千乘之国，不敢捍城。万乘之国，若有苏其兵中原者，战将覆其军。千乘之国，若有捍城者，攻将凌其城。战必覆人之军，攻必凌人之城，尽城而有之，尽宾而致之，虽厚庆赏，何费匮之有矣。昔汤封于赞文王封于岐周，方百里。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武王与纣战于牧野之中，大破九军’卒裂土封诸侯，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车休息不乘，从马华山之阳，从牛于农泽，从之老而不收，此汤武之赏也。故曰：赞茅岐周之粟，以赏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升；以其钱赏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钱。故曰：百里之君，而封侯其臣，大其旧。自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赏之所加，宽于牛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货，以赏天下之人。故曰：“明赏不费。”汤武既破桀纣，海内无害，天下大定，筑五库，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载干戈\"捂笏作为乐以申其德。当此时也，赏禄不行，而民整齐。故曰：“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同官之人，知而计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故曰：“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奸止过也。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晋文公欲明刑以亲百姓，于是合诸侯大夫于侍千官。颠颉后至，请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断颠颉之脊以殉。晋国之士，稽焉皆惧，曰：“颠颉之有宠也，断以殉，况于我乎？”举兵伐曹及五鹿，反郑之埤，东卫之亩，胜荆人于城濮。三军之士，止之如斩足，行之如流水。三军之士，无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轻于颠颉之脊，而晋国治。昔者周公旦杀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众皆曰：“亲昆仲有过不违，而况疏远乎？”故天下知用刀锯于周庭，而海内治。故曰：“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
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瘘，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破，锐者挫。虽日圣知巧佞厚朴，则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贵之门，要在战而已矣。彼能战者，践富贵之门；疆梗者，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识、帐渊、合同者，皆曰：“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夫故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此臣之所谓壹教也。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此臣之所谓“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此臣之所谓参教也。圣人惟能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举要以致万物。故寡教而多功。圣人治国也，易知而难行也。是故圣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废。杀人不为暴，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圣人以功授官予爵，故贤者不忧。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