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对礼乐文化采取批判态度。对于言辞辩说，他在《难言》中提出了十几条原则，极力批评“华而不实”，“虚而无用”，“夸而奠测”，“近世谀上”，“诞而诡躁”等等现象。不过，他并没有忽视语富艺术，《说难》、《难言》等篇对这方面都有足够的论述。此外，关于绘画，韩非提出了著名的画犬马最难画鬼最易的见解。“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敏易之也。”他还指出真正的艺术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去检验其真伪美丑。那种向壁虚构，无中生有的东西，乃是最省力最没有价值的。
《韩非子》的文章，大部分是政论文，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有长篇政论，短篇杂文，驳难式的史论，纲目体的经说，以及问答体、书信体等等。它们既吸收了诸子散文的经验，又具有韩非自己的特色。
《五蠹》集中表现了韩非的社会政治观点。文章恣纵直捷，凌厉陡削，波澜壮阔\"激切负气，语挟风霜，居高临下，危言耸听，颇有些法家专断峻刻的作风，和《墨子》的质朴，《庄子》的谲怪，《荀子》的浑厚都不相同。
《说难》是专门研究游说之术的论文。一开始就点破题目，但却故意采取迂回的路线，。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佚而能尽之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再三蓄势之后，才进而揭出，掌握对方的不同心理，从而因势利导，是游说成功的关键所在。接着，列举言说中的十二个具体问题，又提出针对上述问题而采取的十五种进言方法，再用郑武公伐胡、宋人疑邻、弥子瑕失宠等故事，说明“非知之难”，“处知则难”，与首段照应。最后以龙喉下有逆鳞不可婴，比喻人主不可犯其怒作结。文章分析缜密，论证严谨，行文明白敷畅，而又峰峦迭起，对国君性格的解剖尤其入微，逆鳞之喻，更是绝妙。
《孤愤》主要写有治国才能的法术之士与窃居要位的重臣的矛盾。深刻揭露了“当涂之人。营私舞弊，藉权固势，使人主受蒙蔽的弊端”。例如，群僚百官不通过他们就得不到提升，外国诸侯不走他们的后门就办不成事，左右近习不巴结他们就不能接近君王，文人学士不阿谀奉承就找不到进身之阶。结果内外上下都给“重臣”们抬轿子，于是“人主愈蔽而大臣愈重”。文章写得最为淋漓的是智法之士的遭遇。他们“处势卑贱，无党孤特”，空怀富国强兵、澄清吏治的壮志，却徒然被当权贵族所嫉害，不是被诬陷死于“公法”，就会被暗杀死于“私剑”，招致悲惨的结局。这正是战国时期许多法家人物命运的概括，也交织着韩非本人的不幸，悲愤激越之情溢于言表。
《韩非子》有些短文，类似后世的杂感。主旨简洁明了，论议开门见山，首尾一气贯穿，虽不如长篇大论之引人注意，但也活泼有趣。如《大体》篇，论述人君应该淡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守成理，反映了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语言铿锵，文字流畅，读来朗朗上口。又如《忠孝》篇，认为尧舜禹汤等圣贤烈士都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唯有“尽力守法专心事主者为忠臣”。思想偏激，见解奇特，深为后世儒者所诟病，却对某些叛逆者和异端思想家有所刺激。其放言恣意，诡词巧辩，给后人开拓了思路。
韩非把《左传》中的“君子日”，发展为有目的有意识的驳难体史论。如《难一》、《难二》、《难三》、《难四》，这四篇文章实为一大组，共二十八个短篇，每篇各自独立，其格式都是先举史实，后发议论。作者并不是以史学家的严肃态度对历史人物作客观的评价而是带着法家的鲜明倾向性借题发挥，以阐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难一》：“靡笄之役，韩献子将斩人，卻献子闻之，驾往救之。比至，则已斩之矣。卻子因曰：“胡不以徇（示众）？”其仆曰：‘曩不将救之乎？’卻子曰：‘吾敢不分谤乎？’《左传》、《国语》对此一致肯定，韩非却提出批评。他认为，如果韩献子所斩是有罪之人，“则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败也”。因而不存在分谤问题。如果是无罪的，则不可劝之以徇，既斩不辜，又重言以徇，“不足以分斩人之谤，而又生徇之谤”。纯然从严刑峻法的原则出发，以法为衡量是非的唯一准绳。驳难丝丝人扣，有如老吏断狱，无可逃遁。韩非这种辩难文体，对后世影响甚为深远。
《韩非子》中有少数韵文，如《主道》、《扬权》，无论文字、句式、韵律、结构，都已经是成熟的新型文体。这两篇文章皆通篇用韵，或每句押，或隔句押，或多句押，自由换韵。《主道》长达八百五十余字，首尾打成一片，句子大体整齐，而又以杂言错综其间．带有苍占的雅致。《扬权》长达一千三百余字，绝大部分是四言，节奏感更强，用韵更有规律，而且使用大量形象化的比喻。如：“主失其神，虎随其后。主上不知，虎将为狗。主不早止，狗益无已。虎成其群，以弑其母。”以“虎”、“狗”喻奸臣，“母”喻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