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惠施富有哲学意味又充盈情趣的争论，有“有用”与“无用”、“无情”与“有情”之争，还有著名的“鱼乐之辩”。庄子与惠施同游濠粱之上，围绕“鱼之乐也”，展开了一场争论。惠施抓住人鱼异类这个问题不放，步步为营，企图驳倒庄子。庄子巧妙她避开这个问题，只在类比推理上做文章，让惠施无言以对。庄子日“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既然你能知我，我为什么不能知鱼呢？我是在濠水桥上知道鱼的乐趣的。濠水清澈见底，鱼儿自由自在游弋，庄子见了，移情于鱼，产生一种审美情趣，而惠施无动于衷，只是由理智的思辨提出问题。一场偶然随意的“鱼乐之辩”，竟深富哲学、文学和美学的意蕴，着实令人玩味。
本篇是庄子哲学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篇章，它与《齐物论》相映生辉，共同构筑了相对主义的理论框架。庄子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取消事物及其人们认识之间的差别，有它消极的一面。但庄子承认事物及其认识的相对性，反对绝对性，也即是承认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不能不说，这是庄子为人类心灵开拓了一片新天地，也是人类精神成长的一个标志。在庄子看来，真理只能存在于各派学说之中，任何一家之言都不是真理之全，这对于现代学术的发展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韩非与法家散文
韩非出身韩国贵族，约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32年，为人口吃，不善于言辞，却擅长写文章。他和李斯都是苟卿的学生，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战国末年，韩国日益削弱，韩非很着急，曾多次上书谏韩王，而不为用，于是发愤著书。今本《韩非子》五十五篇，除个别文章为门徒所记，少数几篇疑为他人著作窜A外，大都出自韩非本人之手。其书传到秦国，秦王政读了《孤愤》、《五蠹》等文章，十分赞赏。李斯告诉秦王，那是韩非所作。秦王于是发兵攻韩，韩国派韩非为使者至秦，被秦留下。李斯、姚贾出于嫉妒，说韩非心向韩国，不会为秦所用，不如以过诛之，秦王乃下之于狱。李斯又派人送毒药令韩非自杀。不久秦王后悔，下令赦免，可是韩非已经服毒而死：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主要代表。在政治思想方面，他继承了商鞅的“明法”，申不害的“任术”，慎到的“乘势”，把这三者结合起来，集其大成，为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提供了一整套理论武器。
所谓“法”，指的是国家的成文法令。韩非认为，治国应有明确的法令，必须不分贵贱，一律遵守。“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行法应该少赏重罚，严刑峻法。在他看来，天下很少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也很少有自善之民，一定要用法来约束人，才能使之就范，决不依赖说教。治国必须“远仁义”而“服之以法”，刑罚比仁义更能使人少犯错误。所谓“术”，指的是君主驾驭群臣的权术、手腕。韩非主张知人善用，使人尽其材，还要听言察实，因事责功。要采取各种办法防止企图实行“奸”、“劫”、“弑”的大臣，除公开的法令之外，还要有隐蔽手段，可以采取人质、禁锢以及派特务、间谍进行监视、暗杀等活动。所谓“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地位。在韩非看来，牢牢掌握政权是至关重要的。尧如果是匹夫，就不能治三家；桀为天子，则可以乱天下，这就是势在起作用。人主如果失势，就会像飞龙失去云雾一样成为任人摆布的蝼蚁。所以他积极呼吁实行君主集权。还主张把权力和法令结合起来，以增强其权威性。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君主集权制度是行之有效的。但是韩非过于崇拜权力，强调生杀予夺集于一人之身，既否认尊重民意的必要，也不承认统治阶级内部的有限民主。这就必然导致专制独裁的寡头政治。
在哲学上，韩非把老子“玄之叉玄”的“道”，解释成为存在于万物之中的客观规律。这就解除了老子的“道”的神秘性，使之成为可以理解与掌握的东西。韩非还坚决反对崇拜鬼神和卜筮占星择日之类迷信活动，具有一定的无神论思想。
韩非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上古是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的时代，中古是鲧禹治水的时代，近古是汤武征诛的时代，当今是“争于气力”的时代。历史条件不同，治国的方法也就各异。这种历史进化论是韩非鼓吹法治、提倡革新的理论基石，也是他批判儒墨复古的思想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
韩非文艺思想的特点是重质轻文，强调实用，反对雕饰。他认为，事物之美，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美的东西不需要修饰；需要修饰的东西本质上就是不美的。“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解老》）他举出秦伯嫁女，妾美于公女，主人爱妾而贱公女；楚人卖珠，椟美于珠，郑人买椟而还珠两个例子，来说明过分讲究形式，反而有害于内容。基于这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