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礼乐，啕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铭，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亏也。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使天下惑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箕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
且夫属其性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
【赏析】
老子主张人性返朴归真，庄子则进一步阐述人性应复归自然本真。庄子认为人性是最纯真、最朴实的，情欲和仁义都不是人性的本然状态。庄子主张人要“任其性命之情”，意谓要保全人的素朴自然的本性。庄子对老子思想的发展，就在于不仅主张“见素抱朴”，还要求人性解放，让自由纯朴的心灵插上“逍遥”的翅膀。也就是说，在庄子眼里，人生最为珍贵的莫过于自然本性，遵从自然本性是最高尚的人格，按照自然本性行事是最高尚的道德。人之呱弧坠地自然而然，而后是自然而然的需要，自然而然的行为，自然而然的情感。一切出于自然的东西都是自然本性的反映，一切出于人为（如“仁义”）的东西都是背离自然本性的。庄子认为讲仁义是以人为枷锁去破坏人性，就像“附赘悬疣”，附在身上的肉瘤，就像“骈拇枝指”，在一个正常人的五指手上枝出一个第六指，脚趾并生在一起，是“侈于德”，超过其得，会给人们造成痛苦和忧伤。本篇就集中讲述了这个道理。
庄子认为万物的自然状态和生活习性，就是所谓“真性”。人的本性也就像自然界其他事物一样，是自然生就的。庄子说：“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庄子认为人性如同野鸭腿短、仙鹤腿长一样，是自然生就的本质本能。人应“不失其性命之情”，“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若作违背自然的改造，给腿短的野鸭接上一段，给腿长的仙鹤去掉一节，便会造成“忧”、“悲”。或“长”或“短”，乃天性所定，不可人为改变。事物的大小长短等性质是自然给予的，是性之本然，因而是最完善的。
在庄子看来，按“钩绳规矩”来整治木材，是“削其性者也”，伤害其本性；依靠绳囊胶漆而使事物粘固，是“侵其德者也”，破坏了事物的天然禀赋。屈折肢体，举行礼乐．鼓吹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失其常然也”，便是丧失了正常状态，使人失去本然之态。庄子进而数典，说“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仁义易其性与”，自虞舜倡导仁义用以扰乱天下人之心，天下人没有不为仁义而奔走效命的，这是用仁义来扭曲自然人性。庄子认为，“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殉利”，士“殉名”，大夫“殉家”，圣人“殉天下”，“此数子者”皆为了各种名义的“身外之物”，损坏自己的本性，而使天下大乱。盗跖和伯夷虽“事业不同，名声异号”，但都是“残生损性”，“同为淫僻”。正由此，庄子不得不大声疾呼：“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那些合乎自然之理的事物，就是不失去其本性之实。庄子也不能不仰天喟叹：“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于道德甚感惭愧，既不敢奉行仁义之节操，又不敢去为邪僻之行。庄子自有其精神境界的追求，“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只是任其自然本性之实而行矣。
本篇说仁义对人性而言，如同骈拇、枝指、赘瘤一样，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庄子认为人生的正道不是仁义，而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