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大小、美丑、贵贱、善恶等种种差异，但这些差异只是人们心中的成见，在“道”的面前，它们根本没有一个区分彼与此的界限。庄子的相对主义善于从一切事物中发现矛盾，指出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不稳定的，从而在思想上否定一切，这对反对独断论，解放思想无疑有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把矛盾引向单纯否定，认为矛盾的转化是主观任意的，进而取消人类的认识能力，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其结果仍不免陷入另一种片面性，导致虚无主义和诡辩论。
人生观是庄子哲学的重要内容。他关于“道”的学说及相对主义认识论实际都是为了阐述他的人生哲学。庄子生活在战国中后期，与宋国末代暴君宋康王同时，康王杀人如麻，政治极端黑暗。庄子看到，这个社会充满残杀和祸患，下层人民生活在这个社会，就仿佛是游于羿射程之内的猎物，被杀是必然的，生存下去却是偶然的，到处都是被残害而死的人们。他认为这个社会完全是荒谬的，并指出仁义道德的虚伪与罪恶只能导致人吃人的结果：“夫尧畜畜然仁……其后世人与人相食与！”庄子的人生哲学就建立在他对社会与人生尖锐对立的揭示、对暴政吃人本质的揭露、对社会戕害人的本性和生命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庄子特别深切地意识到在这个社会中求生存的艰难性，他主张人应该按人类的自然本性去生活，“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物物而不物于物”，“不以物害己”；就是说要把人的生死、祸福、贵贱、得失、成败等统统看做是相对的、虚幻的东西，摆脱一切外在的束缚，通过在现实中的“无为”、“无用”，使自己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这种以轻蔑的态度否定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包括宗法、等级、专制的社会体制，肯定人生的无限和自由，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进步意义。但在怎样获得自由的途径上，庄子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一切听其自然，求得内心的虚静：“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这种虚静要求取消人的一切欲望、情绪，甚至去掉人的知识、能力，泯灭是非之心，对现实采取鸵鸟政策，以内心的虚静超然抹杀外在的一切平与不平，进入“形若槁木，心若死灰”的境界。由此，庄子叉提出了游世的态度：“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所谓游世，就是采取一种无可无不可，与世敷衍的处世方法，“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实际这就是教人如何在社会的夹缝中顺应这个社会的一切，以求生存。这就使得庄子的人生哲学最终失去了与不合理现实进行抗争的积极意义，从理论乃至行动上导致人们逃避人世、抛弃社会责任，甚至瓦解人们的生存意志，使人在沉重的压迫下，安于现状，放弃抗争，有明显的庸人哲学味道。
庄子的社会政治观接受并发展了老子“绝圣弃智”、“使民无知无欲”、“小国寡民”的主张，把重点放在对“民之常性”的肯定上，设想了一个与现实截然对立的社会图景：
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缔；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八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
夫至德之世，同与群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这里没有君臣之别，没有苛捐杂税，人人有温饱，人人劳动，不受仁义礼智的束缚可以任性而生，处处体现出人与人之间自然、纯朴的关系。显然，庄子的理想并不真正要倒遇到人兽难分的原始社会去，而是对黑暗现实的某种逆反，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正是从这个理想社会出发，庄子又奋力抨击仁义礼智，他认为仁义礼智都 是违反人的自然本性的，是一切罪恶之源。庄子关于人的自然本性与仁义礼智尖锐对立的见解，带有强烈的叛逆精神。这种要求抛弃一切文明的办法，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只不过是庄子针对社会不平的愤激之辞罢了。
庄子的美学与他的哲学是交融统一的。“道”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同样也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庄子从“道”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自由与无限性出发，认为美就产生于这种无意识、无目的的无为境界中，因而对一切不合乎“道”的人为艺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与否定。音乐、文采、雕刻等一概属于违反“道”的人为艺术，因而一概应予抛弃。只有自然无为之美，才是最高层次的美，才是真正的美。《天道》中说：“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个天地之大美之所以为美，就在于它充分体现了“道”的自然无为的根本特性，具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无限性，是无所比拟之美。庄子对自然无为之美的礼赞，表现了一种对人的精神自由和无限的追求，包含有不受一切利害得失束缚的意思，究其实质，是以人的本性的实现为美，这是庄子美学思想的精髓。同时，庄子还认为美不可言传，而只能意会，人们应该“得意而忘言”。庄子的这一思想似合乎“道”的特点，因为接触到艺术活动中的审美境界，审美感受等问题，对后世美学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