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用事？圣人何必对某一类百姓特别偏爱，特别感情用事？阴阳两仪既已良性互动，则“小仁”的“不偏爱”，“不感情用事”，反而是“大仁”之行为表现。此其一。
《道德经》第十二章另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亦即过分追求色彩的享受，终于导致眼花缭乱，视觉迟钝，视而不见；过分追求声音的享受，终于导致震耳欲聋，听觉不灵，听而不闻；过分追求味道的享受，终于导致口味受损，味觉丧失，食而不知其味；过分纵情于骑马打猎，追逐鸟兽，终于导致心理发狂，心神不宁，狂荡不安；过分追求金银珍宝等难得的财货，终于导致防窃和行窃，自由的行为受到妨害，品德变坏，身败名裂。
《道德经》第十三章又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亦即，世人重视外来的宠爱和侮辱，没有本心的修养，所以得宠或受辱，都免不了因而吃惊惶恐；得宠必遭嫉妒，受辱必遭打击，也有可能大患临身：x因不能把生死置之度外，留恋自身，畏惧大的祸患临身也要因而吃惊惶恐，为什么得宠和受辱都要吃惊惶恐呢？因为在世人的心目中，一般都是宠为上等，辱为下等，宠尊辱卑；得到宠荣就觉得非常尊显，受到耻辱就觉得非常丢人，因此不论得宠受辱，得之也惊，甚至于失宠失辱，失之也惊；为什么留恋自身，畏惧大的祸患临身也要吃惊呢？因为我们留恋自身时，常只想到自己，假使我们能以大公无私的态度，置自己的身体于不顾，忘了自己，那么还有什么祸患值得去挂怀忧虑呢？
这都是阴阳两仪未能良性互动的一些状况。是故，阴阳两仪未能良性互动，才是真正的“不仁”。阴阳两仪未能良性互动，天地又何能施其仁？圣人又何能施其仁？以“道”为基础的“大仁”与以世俗好恶为基础的“不仁”虽只有一线之隔，但其差异实有天渊之别。
阴阳两仪的良性互动就是“仁”之行为表现，《道德经》第八章说：“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亦即，随遇而安，乐于与卑下的人相处，心境十分沉静，交友真诚相爱；救人助人待人出于满腹仁慈；言语信实可靠；为政国泰民安，行事尽其所长，事情当然办得最好，举动当然适合其时会。这些“仁”之行为表现，必是阴阳两仪的良性互动方能有以致之。
《道德经》第十八章说：“大道废，有仁义。”亦即人类社会的大道废弃以后，才有人提倡仁义德行，因为大道比仁义德行还要基本，还要高明得多，所以在大道未废弃之时，就用不着人为地提倡刻意的仁义德行。所以“仁义”的道德规范，是在人类社会的大道不受重视之后，才被一些圣人不得不突显出来的人为道德规范。
《道德经》第十九章又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亦即真仁和真义虽是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但是小仁和小义常会束缚天性，假仁和假义更会破坏天性，所以弃绝后者，人民反而能够恢复子女孝顺、父母仁慈的天性，归真返朴。
《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