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都可以做到的。然而正是这种极普通、平常的生活显现了极高明的精神境界和生活态度，无怪乎孔子情不自禁地说“吾与点也”。
儒者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人生，如读书，隐居，教书，做学问；或出仕，从事政治、外交或军事方面的活动。不论过什么样的生活，在儒家看来，它不应是人生的最终或唯一的目标，即使是为国家、民族建立不朽的功业也不是终极的目的。人生的真正的目标和终极意义应是履道，即通过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和活动追求最高超的精神境界，显示出理想的人格，过一种有道德、有情趣的生活。就是说，人的精神生活，人的高尚情趣与任何文化价值、生活目标、国家利益、人生追求相比，都是第一位的，前者是目的，后者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这就是孔子“与点”的深意所在，这最明显地表现了孔子和他开创的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
曾皙向往的人生不臣诸侯，不事权贵，不羡富贵，不求名誉，无琐碎的政事缠身，无繁缛的礼节劳神，悠然自得，很有道家的风呆。
季氏（节选自《论语》）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足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口：“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准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日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赏析】
季氏将讨伐颛臾，他的家臣、孔子弟子冉有与子路向孔子作了汇报，引起老人家的极大不满。他指出，无论从周礼还是地缘政治上来看，此事都是绝对做不得的。
首先，颛臾的名分——“先王以为东蒙主”，即为先王的封国，鲁的附庸，它的存在体现先王的意志与周礼的严肃性。季氏作为后人只能维护颛臾的现有地位，绝不可讨伐、消灭它。第二，颛臾的地理位置——“在邦域之中”，与鲁国的一个城邑相当。从地缘政治学上考虑，完全没有讨伐的必要。第三，颛臾的现实表现——“社稷之臣”。它遵礼守法，称臣纳贡，没有错误，因此缺乏讨伐的理由；另外，既是“社稷之臣”，便不是私家之臣，依照周礼即使要讨伐也轮不到季氏。
孔子认为，伐颛臾这个具体的政治错误，源于季氏重利轻义的治国理念。后者是更深刻、更严重的问题。他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息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思想。与法家以耕战求富强的价值取向不同，儒家一直认为，治国治家的目标不是人口众多，国富兵强，而是实施礼制、推行仁爱，建立一个既有宗法等级秩序，又有均、和、安局面的理想社会。孔子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宗法等级制，但他所提的均、和、安皆有等级宗法制的内涵，与今天的理解不同。朱熹注释说：“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因而，均不表示诸侯与大夫平均，贵族与平民、奴隶平均，只是表示他们应该各自得到与其名分、地位相应的产业。同样，安与和也不表示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安宁和谐，而表示不同等级的人们之间的上下相安与和谐。
总之，分上下但不过分对立，讲和谐但不模糊界限，这就是札、仁、中庸的治国之道，也就是义。实现了义，国家就会大治，贫与寡之类的问题，都将得到合理的解决。违反义而求利，不但从原则上说是错误的，而且实际上也行不适。拿鲁国来说，其最大忧患在于三桓夺了鲁公的产业，破坏了均；季氏架空鲁公，独揽大权，破坏了和与安。要治国就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季氏不这样做，反而要去讨伐颛臾，恰恰是本末倒置。因而孔子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那么，孔子对利采取什么态度？他主张“足食，足兵”，主张富民，凡此种种皆为关乎国力增强、民众富裕的公利。他说过：“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是合理的私利。由此可见，他与只要义不要利的某些儒者不同，认为求利并不就是坏事，关键在于把利放在什么位置。对于他来说，无论公利私利都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是义；在行义的前提下求利，凡利都是义之用，都是善；在弃义的前提下求利，凡利都是义之害，都是恶。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是要注意，义并不是一些永恒的空洞的原则，归根结蒂它仍然是利，不过不是小利，而是阶级、民族、人类的根本利益。无论什么样的义，只要它违背了这些根本利益，就是错误的，就需要改正。
此章令人感兴趣的另一问题是孔子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