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一贯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但他对儒家的传统思想又颇多改造，最突出的表现反对效法先王，主张文化典章、政治制度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这反而与法家思想有了相通之处。荀子的自然天道观批判地吸取了初期道家学派的思想，这给他的理论学说奠定了基础。但道家的“道”经老子的解说，成为不可思议和难以言传的概念，因此是观念性的和神秘性的。荀子扬弃了道家“道”的神秘性，赋予它以自然的内涵。这样一来，荀子所说的“灭”，就是自然与物质意义上的天。也正是由于荀子出入百家，陶冶诸子，其文章便在对诸子散文的总体涵纳中，形成了雄浑博大的气势和风格，而又能自成一家之言。所谓雄浑博大，不仅指荀子囊括诸子、指点百家的网罗宏富；也指荀子的学说博及许多社会科学领域，诸如哲学、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学科，都能大气包举；同时还指他思考问题时的视野开阔和论述问题时的举重若轻。
荀子散文雄浑博大的气势，还源于他强烈的自信。除了孔子和子张外，荀子几乎批评遍了当时的所有学派，认为他们都有所蔽，而他则要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以便兼丽有之。他自称大儒，盛谈大儒的超群绝伦，而对其他儒家各派斥之为“贱儒”、“俗儒”，尤其对于子思、孟子学派，更毫不留情地骂为“呼先王以欺愚者”的“腐儒”。其实，若就环顾周围世界，敢于自称“舍我其准”的锋芒毕露的气概而言，荀子和孟子义是非常近似的。人们常以孟、苟并称，不仅指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针锋相对、并世而立，也指这种天降大任于我的自命不凡。在士当以道自任这一点上，荀子守住了儒家的传统，给后世哲人以深远的启迪，这和战国末期颇为盛行的王侯不得骄士之说有很直接的关系。
从文学的角度看，先秦诸子之文发展到了《荀子》，已经趋于成熟、完善。《荀子》的文章，不再是语录或对话的连缀，而是自成体系的专题论文。这在文体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新的飞跃。就散文艺术而论，先秦诸子中成就较高者，当推《庄子》、《孟子》，而《荀子》以自身的特色和成就可以与之“鼎足而三”。
在《荀子》文本里，《成相》和《赋》可以说是荀子留下的具有文学意义的作品。《成相》是荀子学习民间文学形式而创作的一篇韵文，带有明显的口头文学特征，同时它在三言诗与七言诗的发展史上，亦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荀子是以“赋”名篇的第一人，因而历来被认为是赋体的始祖之一。应该说，荀子《赋》的问世，为汉赋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因此，《荀子》一书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的重要资料。
在中国散文史上，政论散文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许多篇章千古传诵，脍炙人口。如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欧阳修的《朋党论》等等，真是不胜枚举。而《荀子》散文，可称为这一文学传统的重要源头。荀子的政治散文具有雄辩无碍的滔滔气势，过去孟子曾说，“予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而荀子则坦然认为“君子必辩”。这既说明苟、孟同处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已达到自热化时期，不好辩、不善辩则无法弘扬其学说，此为苟、孟之同；也说明荀子比孟子要来得更主动、更自觉、更坦荡、更无畏，这是萄、盂之异。雄辩的气势，既体现为荀子当仁不让、据理力争的个人禀赋，也表现为荀子善用类比、反复申述说明的写作方法。这开创了后世政论散文淋漓酣畅的文学风格的先河。
荀子的政论散文，篇篇都有鲜明的政治功利目的，揭发时弊，指讦恶政，鞭笞谬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如《王制》篇是记载着荀子政治思想的重要专题论文。文中提出了一系列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略：在政治上，主张“一天下”，旗帜鲜明地反对诸侯异政、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倡导加强君主集权，并设计了一幅统一的封建帝国的理想蓝图；在具体的治国方略上，主张“法后王”、“隆礼义”，前者是对儒家传统的背离，也是对儒家思想的大胆改造，后者则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在用人上，大胆主张破格任用德才兼备的人，冲破了“世卿世禄”落后制度的束缚；在经济上，力主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加速物资交换等等。此外，文中还对“王者”、“霸者”、“强者”作了精致的区分，在倡导“王道”的同时，对“霸道”也给予较多的肯定，这便与孟子“尊王黜霸”思想有了显著的差异。另外，荀子还敏锐地觉察到人心的向背关系到社稷的安危，提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千古圣训，警告统治者若要巩固统治，当务之急在于“爱民”。一篇《王制》，正是历朝君主应终生奉读的经典。在《非十二子》一文中，荀子对其认为足修饰邪说奸言以扰乱天下的十二个代表人物及其谬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笞，其中包括墨子、盂子、惠施等当时著名的人物。与此相表里，荀子正面论述了真正属于君子的德行操守：“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言，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这对于匡正战国后期某些知识分子道德沦丧、赤裸裸地追逐名利的浅薄世风，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