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子又一次打比方，以杞柳和桮棬的关系比喻人性和仁义的关系。杞柳是制成桮棬的材料，桮棬是用杞柳制成的器皿。制作器皿一方面需要材料，另一方面需要外在加工，二者缺一不可。在告子看来，孟子直接以人性等同于仁义，相当于直接把材料等同于器皿，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区别。但杞柳就其本性是否可以制成桮棬，人性就其本性是否可以达成仁义，告子没有论及。在孟子看来，告子的比喻并不恰当。但有趣的是，孟子并没批评告子，说杞柳和桮棬的关系不同于人性和仁义的关系，而是顺着这种比喻作进一步的辩难。孟子在答辩中先提出一个排他的两极设问：你是顺着杞柳的本性制成桮棬呢，还是毁伤杞柳的本性制成桮棬呢？然后不待对方回答，便认定对方是主张“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紧接着，孟子进一步将这个话题推而广之，认定对方主张“戕贼人以为仁义”，责怪对方是“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孟子在这场辩难中虽然有逻辑上的失当之处，但这样做得到了好处。因为如果证明告于是主张“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的，那么“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的罪名就可以让告子承担责任了。
孟子当时是以好辩著称于世，他的论辩对象主要是诸家学派。这些诸子在当时都是有理论、善言辞的知识分子，与他们的论战比同诸侯谈话要困难得多，必须以精辟的思维，切中要害，才有可能取胜。于是孟子练就了一套“知言”的本领，在论辩中往往能十分准确地抓住对方致命的弱点，给以猛烈的一击。这个特点表现在文章中就形成了雄辩滔滔、刚劲犀利的气势。
《孟子》散文的艺术特色
孟子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一生把关心国家兴亡、民族命运视为己任。所以反映于他的文章，皆无不包含着呼唤君王为仁道，拯救黎民于水火的内涵。
孟子的散文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主要表现在有浓厚的社会性。孟子总是高度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把笔触对准国家重大问题和社会的焦点问题。孟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中期七雄角逐，诸侯忙于称霸的年代。孟子针锋相对地提出轻君贵民，以及仁道观点，反映了他对现实的关注。当时的社会现实，如他揭露：“庖有肥肉，厩有肥门，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皆锋芒毕露，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和道家文学不同，孟子对现实的不满不是采取消极、退避，也非冷嘲热讽，而是面对现实，直视人生，正面提出问题直接进行雄辩，从而奠定了他散文高度的现实主义风格。
孟子散文有很强的社会性，如著名的《齐桓晋文之事》、《天时、地利、人和》等，皆表达了他的仁政王道思想，其特点皆严肃鲜明，论说理直气壮、言词凿凿，有较强的艺术渲染力。写实，是孟子散文的现实主义风格，不仅集中在讨论国家大事，而且在揭露世风、嘲讽人性方面也有独特的魅力。如著名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篇中，通过描写一个成天在墓地乞食，回来后骗妻妾，说是吃了富人酒宴的可悲人物形象，鞭挞了那个社会里追求富贵享乐之徒的虚伪、丑恶，反映了孟子散文的现实主义风骨。
孟子散文以敏锐的观察力，揭露社会现实，针贬时弊，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
孟子现实主义文学最大的特点除了强烈的社会性外，还有深刻的思想性。反映在他的文章里，对时弊的剖析皆入木三分。如著名的《天时-地利·人和》一文即对“人和”这一决定战争胜负和国家兴亡的关键问题进行纵深分析，最后达到了归根于施仁政是“人和”之本的深度，体现了孟子散文现实主义文学的功力。
孟子是杰出的政治家，有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鲜明的政治主张。所以反映在他的文章里，即有着非凡的政治胆识和卓绝的政治见解。如《齐桓晋文之事》一文，反映了在孟子所处的时代，存在着王道和霸道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孰胜孰负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孟子满腔热情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仁道民贵的政治主张，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本质和历史趋向，他的政论文对推动社会历史起到了积极的意义。
再如《孟子·公孙丑下》“天时、地利、人和”中，孟子鲜明地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政治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心向背的关键，表现了孟子政论散文的鲜明性。
而《鱼我所欲也》中，则以生动的比喻，突出舍生取义，申明孟子的重义观。文章活泼跳跃、情趣盎然、渲染力强，充分显示了孟子政论散文的艺术性。
《孟子》政论散文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对后世政论散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孟子政论散文，提出了大量的政治论断，不仅有很高的政治借鉴意义，而且是很有文采的语言艺术，是政论散文语言艺术的典范。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仁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血取熊掌者也”……其中，不仪对仗、排比、比喻精工得当，而且蕴藏着不可阻挡的浩然正气，反映了孟子散文强烈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