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出停滞和腐败的趋势。
一、明朝的宗教政策及道教世俗化趋向
明太祖朱元璋是依靠白莲教、摩尼教（明教）之类民间宗教组织的农民起义上台的，因之深知其中利害，对宗教活动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政策。朱元璋尽力强化由君主绝对专制的政治体制，将中国变成除他一人之外，人人为奴的社会。他崇尚程朱理学，以八股文开科取士，加强了包括文化教育诸方面对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全面专政。洪武元年（1368）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入朝，朱元璋革其天师号，改授正一嗣教真人。洪武十五年（1382）在京师置道录司，掌管天下道士，在府置道纪司、州置道正司、县置道会司分掌其事，后来又禁止40岁以下的人出家，并由政府统一发放度牒。他还怕僧、道组织民众造反，因之对僧、道严加防范，不准僧道与民相混；限制州县寺观数量，不许私自修建；各府、州县只准存一所富观，将僧道集中住宿，集中管理，对杂处于外的僧道治以重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下诏，“每大观道士编成班次，每班一年高者率之，余僧道俱不许奔走于外，及交结有司”。“其一二人干崇山深谷修禅及学全真者听，三四人勿许”。前代抑裁佛道、控制宗教活动，向无明代如此严格。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对宗教素质较高的佛教禅宗、道教全真派加意压制，而热衷于民间和尚、道士祈禳祭炼的法事。洪武七年朱元璋命道士编成统一的《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并在御制序文中说：“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朱明王朝提倡儒教，压制佛道的政策加速了佛道二教的衰落，其扬正一而抑全真的态度又推进了道教的民间化和世俗化。
朱元璋出身农民，起自民间，又当过和尚，起兵时任用有道术的刘伯温，和刘伯温之师黄楚望、铁冠道人张中、周颠仙，以及名道士刘渊然，冷谦、张三丰等人皆有交往。朱元璋曾利用道教为自己称帝制造神异，自己又信仰民间道教，称帝后还亲行祈祷斋醮之术。朱元璋之后的明诸帝，亦经常建醮设斋，扶乩降仙，喜方书丹药及卜筮、房中等术。这样，明代正一道日趋贵盛，成了明朝道教的代表。明代皇帝仅把道教作为祈晴止雨、去病禳灾、求生皇子、相面卜事、养生送死等满足现世利益的方术，社会上的市民阶层也为此请道士斋醮作法，降乩请仙，这都助长了道教的民间化和世俗化的趋势，使民间道士挟医、卜、星、相诸方技及祈禳、斋醮、符水之术在社会上四处活动。特别是明代扶乩请仙之术风行，朝臣、名儒亦信鸾仙，《道藏》中的许多丹方道书多由扶乩而来，这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朱元璋力倡节俭勤朴，而其子孙称帝则骄奢淫逸无所不至。按照中国官场上行下效的规律，明代社会腐败之风日炽，这种腐败之风也波及道教，特别是贵盛一时的正一道。例如第四十六代天师张元吉，便“夺良家子女，逼取人财物，家置狱，前后杀四十余人”，成为凶顽不法的恶霸。民间的正一道士，“甚至饮酒食肉，游荡荒淫，略无顾忌。又有无知愚民妄称道人，一概蛊惑，男女杂处无别，败坏风化”。明代以来，道教的道派分化停滞，由于缺少特色而统归于正一、全真两大派系之下。道教的教义、科仪陈陈相因，不见发展；教团腐化，威信日低．粗浅的长生不死说和召神劾鬼、祈禳禁咒杂术又充斥教门；民间俗神信仰融人道教；道士们为满足帝王及市民的低级现世利益而开展宗教活动，表现出明代道教加速世俗化和走向衰落的特点。
明世宗朱厚熄之崇道，在明代较为典型，他对正一道士邵元节和陶仲文的宠幸无以复加。邵元节以符法祷治蒙宠任，赐真人号，统领全国道教，一家荣显。嘉靖十八年（1539）邵元节死前又荐陶仲文，以符水治妖祟获世宗宠信。明世宗之朝，宫中斋醮无虚日，后妃宫嫔皆羽衣黄冠诵法念咒，陶仲文为帝祈皇嗣，治庄敬太子病有功，更蒙异宠，显贵无比。陶仲文和大学士严嵩结党，权势熏天，加少保、少傅、少师，一人而总三孤，乃明代开国勋戚名臣向所未有者。明成祖时，曾多次下诏寻访神仙道士张三丰，并在武当山营造宫观，费以数百万计，赐名太和山，祀真武大帝。这是因为张三丰为元明之际社会上公认的活神仙，曾在武当山修炼，明成祖朱棣建宫观以待与真仙相见，并祀真武大帝（即玄武，主北方）为自己的保护神，甚至暗示自己为“真武转世”欺世惑人，借以消除他自北京起兵篡位的不安心理和社会物议。明世宗三十一年（1552），武当山真武殿竣工，陶仲文受命在武当山建大醮，夜间灯火如昼，观者如云。
明代的皇帝，大臣、富商、豪门生活极为腐化奢侈，御女纵淫及变态性狂者甚多。明宪宗朱见深，宠万贵妃，习房中术，一些大臣、道士、僧人争献房中秘方，备受宠信。明武宗朱厚照荒淫尤甚，宦官刘谨搜罗俳优声色，在宫中游戏无度，并和番僧习房中术，后服淫药，日淫妇女以十数。明世宗崇信道教，亦以道教方术助房中秘戏之用。当时社会上的纵欲好淫之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