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观道士尊太上老君，宗尹喜，习《道德经》、《老子西升经》等，为神仙道教和北方新天师道的结合体。后来，南方陆修静和陶弘景的经策派道法通过华山道士陆景、焦旷、韦节等传到楼观，楼观道士王延亦在华山修道，故南北朝后期楼观派道法成了南北道教的融汇。楼观道士不仅习（（老子》、《庄子》、《列子》、《周易》，而且修上清经法，在隋唐仍很兴盛，一直流传到宋代。
§§§第五节 隋唐五代道教的繁荣和国教化
隋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兴盛的时代，唐朝国力强大，思想开放，地域辽阔，是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有文化和贸易联系。唐代经济繁荣，科学和文化发达，民族政策平等，儒、道、释三教繁荣，外来的宗教如袄教（亦称拜火教，由波斯传来，即琐罗亚斯德教）、景教（即唐代传人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摩尼教（即明教，伊朗古宗教）、回教（即伊斯兰教，由大食国传人）均在唐代人中国，在朝廷的支持下自由布道。这样的社会环境必然导致道教的繁荣。另外，唐代虽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强盛和对外开放的时期，但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传统并没改变。在君权专制的社会里，政治一直被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国家政权干预科学、文化（包括哲学和宗教）、艺术的发展是常有的事。宗教如果脱离了君权的支持，也难以在社会上获得适宜的政治、经济条件。因此，外国来中国布道的宗教家不仅是面向民众，首要是面向君主，要在中国传播某种思想文化都要尽力讨取君主的支持。南北朝时期的著名佛教徒道安看透了国情的这个特点，他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高僧传》）为了使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和广泛流布，道安派弟子分头游说南北朝的君主。隋唐五代时期，道士为了阐弘道教，也极力争取君主的支持，终于获得成功，促成了道教的国教化。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种宗教在君权的支持下经历一次国教化的阶段，是发展为有社会历史影响的大教的重要条件。道教经过唐代的国教化，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的要素之一，历代皇帝再也无法忽略它的存在了。唐代道教组织和道阶制度的正规化、道经的整理、道教哲学和教义的深化、科仪和经戒法箓授受程序的完善、各种修炼方术的蓬勃发展、道教文学艺术水平的提高，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使隋唐五代的道教成了中国道教史上重要的环节。
一、隋唐五代道教和政治相关
周武帝宇文邕死后，曾帮助他兴道灭佛的道士张宾、焦子顺推知国家将变，杨坚将行禅代之事，便向杨坚密告符命，预言他当为天子。隋文帝杨坚践阼，依道教经典中的“开皇”为年号，复兴道教，封赏楼观派道士，为王延、严达、焦子顺、吕师、孙昂、孟静素、仇岳等道士修建富观。因杨坚幼年乃女尼智仙养大，自称“我兴由佛法”，故隋初定三教次序佛先、道次、儒末，后更信佛、道、鬼神，开皇二十年（600）下诏禁毁佛、道像，“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隋书·高帝纪》）。隋炀帝杨广，崇信道士徐则及上清派茅山高道壬远知，并迷信金丹仙药。隋末豪强并起，逐鹿中原，道士遂在群雄中预选未来的帝王。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的道教谶言，加剧了社会****，农民起义军首领李密、李轨等皆宣称自己应谶当为帝王。然而道教中的一些著名高道，则多将政治谶言应在李渊和李世民身上，称他们为老君的子孙，当为天子，大兴道教。道士张宾、焦子顺见隋朝大势已去，亦云李渊“当为天子”，茅山道士王远知亦曾向李渊密传符命，并预言秦王李世民当作“太平天子一。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楼观派宗师岐晖以资粮相助，及李渊兵至蒲津关，岐晖又预言李渊“必平定四方”，改名“平定”以应之，并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应接，并编造霍山神奉太上老君之命助唐军取胜的传说。岐平定本为通道观法师苏道标弟子，受三洞经法，据说他在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征辽东时就预言“天道将改”。著名医药学家、道士孙思邈甚至在隋初就预言“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还有著名的占验派道士李淳风，大业十三年（617）亦称终南山老君降显，言“唐公当受天命”。李唐建国后，称太上老君为唐帝之祖，在羊角山等地降显的政治神话就更多了。唐高祖在老君显灵的羊角山等地修建富观和老君庙，扶植道教，并亲谒楼观，称：“朕之远祖，亲来降此，朕为社稷主，其可无兴建乎？”于是诏改楼观为宗圣观，赐以米帛田产并加封岐平定等有功道士。武德八年（625），国内已混一，唐高祖确定了道先、儒次、佛末的三教次序，宣布了尊道的国策。武德九年（626）“玄武门之变”，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支持太子李建成，道教徒以王远智为首支持秦王李世民，结果李世民杀死建成，称帝为唐太宗。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637）下诏论定佛道优劣，重申崇道抑佛的政策。至唐高宗时，又亲至毫州谒太上老君庙，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