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历时七年，修塘垦田，建设道馆，组成了上清派道团。茅山上清派基本上是一个知识分子组成的道团，注重个人文化修养和经典的研习，道士多精于诗赋、书法，有文才，属于经箓派道教的最上一层，著名高道较多。
陶弘景还对道教的神仙体系进行了整理，著<真灵位业图》，确立了以元始天尊为首的神仙尊卑等级秩序。道教最高神（元始天尊）的确定和神仙谱系的等级化，既是道教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必然反映，也是道教神学成熟的标志。南朝的道教，经过陆修静和陶弘景的改革和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变为成熟的教会武官观道教。
五、南北朝的佛道之争
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释三教鼎立的格局逐步被确认的时期，在这个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中外文化的冲突显得特别激烈。南北朝时期佛经大批译为中文，寺院经济日益强大，僧人遍于国中，实力超过道教，于是便急于脱掉原来依附神仙方术和玄学的外衣，争夺独立的正宗文化地位。三教之争首先在儒、释之间展开，如刘宋元嘉九年（432）天文家、数学家何承天作《（报应问》，批判佛教因果报应说，佛教徒宗炳作《答何衡阳书》予以辩解。从鬼神之有无，报应之虚实，逐渐深入到人死灵魂有无即精神和肉体的关系上，导致梁代范缜著《神灭论》的斗争。佛教初入中国，为布道的需要，根据司马迂《史记·老子传》关于老聃出关西去，“莫知其所终”的记载，东汉末以来造出老子西“入夷狄为浮屠”之说，以和中国文化认同。后有《（老子化胡经》出（传为西晋道士王浮造），据此说认定老子西入流沙化胡人成佛，将佛陀视为老子和关尹弟子。南北朝而后，佛教徒围绕《（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屡兴大波，攻击道教，争论两教高下。道教徒亦联合儒教，提出“夷夏之辩”，沙门应否敬王者等问题，排斥佛教。佛教则极力依附中国的君权，接受“忠孝”的伦理观念，逐步中国化。
南朝宋齐之际名道士顾欢著《夷夏论》，褒道教为圣教，贬佛教为戎法，受到佛教徒的围攻。后又有道士托南齐士族张融之名，著《三破论》，谓佛教有悖于礼教伦理，“入国破国，人家破家，人身破身”。又根据“老子化胡说”称老子因“胡人粗犷，欲断其恶种，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国伏法，自然灭尽”，以侮辱佛教。佛教徒也造出《老子大权菩萨经》、《清净法行经》等不少伪经反诬道教和儒教，提出“佛陀派三弟子入华教化说”，谓“摩诃迦叶，彼称老子”，儒童菩萨即孔丘，光净菩萨是颜渊。后来三教对骂之言，愈出愈劣，而三教调和之论，则愈来愈兴。梁武帝萧衍为解除因禅位造成的心理压力，欲借佛教消除罪孽，使佛教在南朝大兴，三教融和之风亦大行。
北朝的佛道之争，同南朝的文字辩对不同，有帝王的利害关系参与其中，往往酿成灭佛或废道事件。除了前述魏太武帝灭佛之事，又发生了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兼废道的事件。北周武帝是一个励精图治的英主，尊信道
．教、儒教而不好佛教。当时佛教经济恶性膨胀，僧徒、庙佃户、寺庙遍于州郡，影响了国家的财政。于是北周武帝多次组织三教辩论会，定三教优劣，为废佛制造舆论。甄鸾上《笑道论》，诋毁道教，道安作《二教论》，崇佛抑道。道士也作《道笑论>以反驳。经过几年辩论，武帝不得已于建德三年‘（574）下诏同时废佛道二教，令沙门、道士还俗，“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不久又敕建通道观，选道士、僧人入观习《老子》、《庄子》、《周易》，名为通道观学士，并在通道观高道的协助下撰写了道书《无上秘要》，为道教史上重要的综合性道教类书。
六、楼观道的兴起
古楼观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南的终南山北麓，传为周时关尹子的故宅。《汉书·艺文志》注关尹“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后世仙传则称其为关令尹喜。关陇士族天水尹氏羡其名，其子弟人道者多居楼观，称尹喜之后。魏晋神仙道教的道士梁堪居楼观修行，得郑法师和仙人尹轨（山西太原人，武当山神仙道士）亲传神仙方术，于晋元帝大兴元年（318）仙去。其弟子王嘉，字子年，陕西安阳人，为著名高道，甚得符坚和姚苌礼遇，著有《拾遗记》和《牵三歌谶》传世。王嘉传孙彻，孙彻传马俭，形成楼观道团。北魏太武帝时，楼观道渐兴盛，有高道尹通，其侄尹法兴，弟子牛文侯、王道义等，皆居楼观，购置道经，增建房产，广施功德，扩大教团。魏孝文帝时，王道义弟子陈宝炽，常诵《上清大洞真经》，有未兆先知之术，其徒李顺兴、侯楷及侯楷弟子严达，皆有异术，名重一时。北周武帝宇文邕废佛道二教时，特召严达、王延、苏道标、程法明、周化生、王真微、史道乐、于长文、张法成、伏道崇十人入通道观修道，世号“田谷十老。”至隋唐时期，楼观道更趋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