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黄白术、男女合气术、行气坐忘术是中国神仙之学的三大支柱,后世仙家的地元灵丹、人元大丹、天元神丹之术实发动于此。谬忌献“太一方”祭祀方仙道的最高神太一,迎合了汉武帝借宗教神化君权的需要。汉武帝按方在长安东南郊建太一坛,又在甘泉立泰寺,亲自郊祭太一,三年一次,以为定制。这样,方仙道的发展亦达到高峰。
汉元帝以后,朝廷中儒臣起而排摈方仙道。成帝、哀帝之际,朝廷移甘泉泰峙于长安,由儒臣主祭,方仙道渐次衰落。方仙道为摆脱衰运,便利用当时的社会危机,散布“太平盛世”的迷梦,提出“再受命说”,冀延汉祚,谋求仙道复兴。方仙道的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声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汉书。李寻传》)。他死后,其弟子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继续鼓吹,终于使汉哀帝宣布自己“再受命”,“以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日陈圣刘太平皇帝”。甘忠可造的《包元太平经》,便是后世早期道教典籍《太平经》的初本。
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统治术,既使儒学禁钢在封建礼教的外壳内,演变为政治伦理的说教,又窒息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突出了家长制的宗法政治。到两汉之际的新莽时期,谶纬经学盛行一时,神仙思想亦发展到高峰。黄老之学自从被赶出政治殿堂之后,逐步和神仙养生之术融为一体。随着黄老之学的逐步宗教化,当时方仙道也以黄老为宗,方士们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为修炼思想,方仙道一变而为黄老道。黄老道亦在社会上盛行开来,黄帝、老子被奉为神仙,信徒们以祭祀黄老以求长生之福。桓帝时皇宫中建祠祭祀黄老君,仅延熹八年(165)桓帝就三次遣使去苦县祠老子。这样,黄老道遂成了朝廷认可并推崇的宗教信仰,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开来。黄老道和方仙道皆以“中黄太一”为最高神,都有追求长生成仙的宗教理想,但黄老道比方仙道的宗教素质更高。黄老道则不但神化黄帝,更热衷于神化老子,奉太上老君为教主,以养生方术解老子,在社会上传播“道”的信仰。
黄帝和老子,都是道家祖师,早在齐国稷下学宫中黄学和老学便被结合为黄老之学。汉世以来,从君人南面的黄老学,到养性卫生的黄老术,再到修真求仙的黄老道,一直给社会人心以巨大的影响。黄老道盛行之后,老、庄的道家学说更被加以方术化、宗教化的改造,成为后世早期道教的理论支柱。章帝时王阜撰《老子圣母碑》,桓帝时边韶撰《老子铭》,说明东汉时老子已被黄老道奉为神仙,还有《老子河上公章句》等书问世,也说明《老子》一书被当成黄老道的道典。
后汉时,原来甘忠可等造的<包元太平经》,又被千吉再编成《太平青领书>,在黄老道中流传开来。顺帝、桓帝时,宫崇和襄楷又先后将《太平经》上给朝廷,未被采用,反而成了张角等道首布道的工具。墨家学派主张劳动、互助、兼爱、交利、尚同的思想,都隐含在《太平经》中,成为道首们以救灾、济贫、劝善、互助的口号组织民众道教结社的根据。本来中国的农民缺小群体的组织意识,很难成立脱离国家官僚机构的宗教组织。然而,墨派以手工业者为主,本有结成帮会的传统,而且墨派本来就是原始宗教组织,有严格的纪律、规则和天志、明鬼的宗教信仰。墨派在汉初融入方仙道后,这些特点又被后汉的黄老道继承,为早期民众道教结社的产生打下了组织基础。
汉代除了方仙道和黄老道在社会上层广为传播之外,在民间和边远地区还流行着巫鬼道。秦汉以来,巫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底层,为士大夫所不齿,但社会上仍有信奉巫鬼道的风气。巫鬼道本是古代原始宗教的遗存,它和民间俗神信仰、家族祭祀、禳灾却祸、请神疗病、送葬求雨等民俗活动密切结合,在社会上根深蒂固。汉自高祖以来,全国各地都有大批巫觋以巫术活动谋生,他们能够出入王公大臣的家庭甚至参与朝廷的政治阴谋,汉武帝还因巫蛊之祸兴过大狱。巫鬼道经常在民间为人降神祈福祛灾,贵族祭祀先人也要请女巫歌舞作法。巫鬼道信仰“天帝”,供奉“黄越之神”,认为黄神是天帝的使者,又是巫鬼道的神师,近些年来,人们从东汉墓葬出土文物中发现一些镇墓瓶、镇墓文、铜印、封泥等,上面多有“天帝神师黄越章”、“黄神之印”、“天帝神师使者”、“黄神使者印章”、“黄神越章天地神之印”、“黄神越章”之类文字。这说明巫鬼道在东汉社会上有很深的群众基础,人死后安葬,也要请巫师禳解死者罪孽,加盖“黄神越章”之印,以驱鬼镇邪。巴蜀等少数民族地区,正是巫鬼道最流行的地方。当地民众有信奉巫鬼的习俗,巫觋以祭祀和巫术装神弄鬼,四处布道,称天帝使者黄神为神师,收聚财物,发展巫鬼道徒。早期道教要在巴蜀等地创教发展,要在民间扎根传播,不和民间的巫鬼道融合是不行的。实际上,早期道教就是在改造民间巫鬼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东汉顺帝之前是道教产生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神仙思想充斥社会各个阶层,修仙的人日益增多,各类神仙方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