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源生态环境的保护。
2000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和香港“地球之友”的赞助下，杨欣和绿色江河出版了画册《长江源》。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全方位展示长江源头的自然风光、风土民俗、宗教文化以及生态环境，让更多的人特别更多的孩子认识长江、热爱长江，共同保护长江的生态环境。
杨欣从第一次踏上长江源那块神秘的土地到现在已经有16年，他献身长江源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已经8年，他从一位充满好奇心、易于激动的小青年变得理智而成熟，但是对长江的热爱却始终没有改变。他已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工作、生活乃至希望和憧憬都融入长江之中。他明白，“长江源的环境保护是一条漫长的路，是一条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射线”……
但是，他必须走下去。
“漂哥”们的高原情结
早在1997~1998年采访位于攀枝花的二滩电站工程时，便听说攀枝花市有一批环境保护的“发烧友”，我曾经采访过这批“发烧友”中的一员——当时的建设银行二滩水电专业支行行长陈连跃。
采访中我惊异地发现，这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有着宽宽的、聪颖的额头和天然的卷发，身上竟有着一种诗人或艺术家的气质，和他谈话，总给我一种奇特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在接受采访时，他完全没有兴趣向我介绍自己被许多人羡慕，认为极具魅力的金融业务，雅砻江和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似乎占据了他的整个思想和情感。他充满诗意地向我描绘了甘孜州九龙县美丽的高原湖泊伍须海，这是他生平见到过的最迷人的地方。正是在伍须海旁边的原始森林里，躺在厚厚的落叶和地衣上，仰头望着蓝蓝的、大海一样的天空，绿色的、宛如在大海里浮动的树枝，一种庄严而神圣的感情便陡地从心中升起，他掏出笔记本，重重地写下了几个字：
建立自然保护区！
从此，他便成为环境保护的“发烧友”。
自从第一次上高原后，陈连跃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年禁不住都要上高原去。杨欣建立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后，陈连跃又和杨欣一起策划、筹建“西藏自然保护基金会”，他还酝酿在攀枝花市建立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
而且最后他还告诉我，他已经萌发了一个想法，再工作一段时间，和杨欣一样，专门去从事环境保护了。
当时我便意识到，青藏高原和环境保护事业将改变这个年轻人的整个人生。
2001年9月，为了考察长江上游干热河谷的生态状况，我再次来到了攀枝花市并再次见到了陈连跃，果然，如我所料或如他自己所说，他已经离职加入了杨欣发起的“绿色江河”组织，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了。
我向他问起离职的经过，他仅仅摇了摇头，摆了摆右手，简单地回答道：“不值一提……”
这次攀枝花之行我还采访了被称为“高原发烧友”或“漂哥”的冯春、吴为、张正廉等人。
他们告诉我，到青藏高原次数最多的除了杨欣还有杨勇（地质工程师）和唐邦兴（中科院成都分院地理所的专家）两人，除此之外便是兰为可、王列诗、廖国宏、刘建、张昌春等。这些人大多数是长江科考漂流队的主力队员，以成都和攀枝花为中心，最近几年，队伍已经扩大到云南了。
也许由于自幼便生长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边，对长江有特殊的感情；也许由于攀枝花市这个移民城市年青一代血液中留下了祖先敢于开拓、敢于冒险的基因，因此，在1986年的长江科考漂流队中，竟有一半是攀枝花人。
从第一次到青藏高原起，高原便以它无比的魅力和远离尘世的美，紧紧地攫住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梦牵魂萦，从此便得上了“高原病”，而每年去一次高原便成为必然了。
为了能每年一次自费到自然条件极端严酷的青藏高原进行考察，这帮30岁到40岁、身强力壮的汉子，竟放弃了生活上的许多嗜好，平时极端地省吃俭用，甚至不可思议地放弃了爱情和婚姻，成为一群光棍汉。每次出发前他们都会写下《生死状》：“有条件下运回遗体，无条件时就地埯埋”；“无赡养抚恤等问题”；“组织概不负责”……如此等等。
最初，血气方刚的他们，上高原去主要是为了“好奇”和“好玩”，但是后来不一样了，高原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使他们担忧，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肩头上的责任。
1986年他们第一次去长江源时，曾到过格拉丹冬雪峰下的姜古迪如冰川，看见了冰雪融化后形成的长江第一滴水……但是，1993年第二次来到这里时，当年的冰川竟已经无影无踪——它们已经后退了几百米。
1986年第一次坐着橡皮艇到沱沱河时，看见河边的沙丘只有小房子那样大，但是七年后，河边的沙丘却已经绵延了一公里多。
1986年通天河上游还是一条整齐、平静的河流，但1994年河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泥沙破坏，变成散漫的网状。以后沱沱河、通天河都一年不如一年，过去坐橡皮舟能够漂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