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绿色江河”
1997年9月，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国际性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它是由加拿大工程师戴维·麦格塔格发起的。总部设在伦敦，在25个国家设有分部，成员达350万人以上。
这个组织以环境保护为已任，反对核试验；反对捕鲸和猎杀野生动物；反对某些发达国家对有害废弃物进行越境转移；关注战争带来的环境危机；关注全球变暖现象，主张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关注工业公害事件……他们用“公众舆论”这一有力武器，唤起人们的环境意识，在敦促有关国家和企业采取措施控制污染、保护环境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国际绿色和平组织”许多行动十分激进，以致反对者竟攻击他们是“不讲理的、专事敲诈的恐怖分子”，但实际上他们却体现出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正因如此，他们才能一直活跃在世界环保舞台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随着环保意识的觉醒，中国也开始出现了民间的环保组织和环保志愿者，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出生于四川成都，7岁随父母亲来到金沙江畔渡口市（现攀枝花市）的杨欣。
正是在高山峡谷中奔腾而下的金沙江，培养了杨欣对大自然的感悟和热爱，并且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了不畏艰难险阻的基因，并因此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
1986年6月初，身体健壮、热爱大自然，具有探险精神的杨欣和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的队员们第一次来到格拉丹冬雪峰下，踏上了中华民族母亲河长江的源头。在漂流中，杨欣开始认识了长江，并且结识了一批热爱长江的朋友。
1991年和1992年，杨欣两次组织和参与了对长江支流雅砻江的拍摄和考察，1994年夏天，又开始了对长江源头地区电视专题片的拍摄。在这几次考察和拍摄中，他惊奇而痛心地发现，长江源头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日趋严重：冰川退缩、草场退化，而随着人口的增加，牧民放牧牛羊的地方已经达到海拔5500米植物生长的极限高度；姜根曲畔，昔日上百只一群的藏羚羊，已经减少到只有10多只；通天河畔，几年前的草坡竟一下子变成了数十米高的沙丘……
在考察中，杨欣在长江和黄河源头地区曲麻菜县，听到了为保卫藏羚羊英勇牺牲的索南达杰的故事，站在烈士的遗像前，望着遗像上那忧郁的目光，他心潮起伏，在强烈的震撼中，感到自己也应该为保卫长江源做一些事了。
从此他便踏上了一条更为艰辛的道路。
1995年杨欣这个中国的普通公民，在深圳郊区朋友的出租屋里，写出了“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五年计划策划方案，这个策划方案得到了深圳世纪文化公司总经理郑建平的支持。以后经过半年的奔走、游说，又取得了青海省环保局、国家环保局和深圳市环保局的支持，批准成立了“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筹委会。
又是经过无数的奔走和游说，1996年在“自然之友”梁从诚先生帮助下，深圳市政府给予了30万元资助，“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终于在深圳启动了。5月，杨欣陪同来自北京、广东、青海等地的科学家、记者、环保志愿者组成的综合考察队考察了长江源头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并确定了建立长江源头第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的位置。
但是，建立保护站的经费却迟迟无法落实。在焦头烂额、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朋友们建议他写书，用卖书的钱建立保护站。于是杨欣硬着头皮，以几次对长江源头的考察和探险为题材，写出了长篇纪实作品《长江魂》。
这是一本用生命和热血写出的书。
在朋友们帮助下，这本书很快出版了。
在写书的同时，杨欣又用卖书款作抵押，从香港“地球之友”借钱，在深圳订购了建立保护站必需的各种材料，招募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志愿者。1997年9月初志愿者们带着帐篷、棉被、锅碗、粮食和建筑材料，从四川、深圳、北京到达可可西里东侧，开始环保站的施工。仅仅七天便完成了80平方米活动房屋的安装。
1997年9月10日，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升起，中国第一个民间的生态环境保护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诞生了。
第二年，在王石等环保人士及深圳英特泰公司、成都铁塔厂等企业的鼎力相助下，来自四川、北京、广东等地的志愿者，包括大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们又对保护站进行了扩建。
保护站一诞生，便成为治多县西部工委野牦牛反偷猎队的前沿基地和哨卡，对可可西里藏羚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9年，杨欣和一批环保志愿者又在四川注册成立了四川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简称“绿色江河”）。促进会倡导和策划了建立长江源环保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由江泽民主席题写了碑名，1999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这天，在长江源区沱沱河之滨落成，默默地呼吁着各级政府和中华儿女更加重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