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自豪地告诉我，这里是国家林业局的退耕还林示范点，中国林科院正是在北川县总结出“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不反弹”这一退耕还林思路的，现在已经用来指导全国了。
但北川县也曾经是个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的地方。这里属西北鹿头山暴雨区，据气象部门的资料，多年平均降水180天，最多时达260天，隆水量全年最高时达2175毫米，为全省之冠，有时一天便达340毫米。山高坡陡、岩石松碎（变质岩多）、刀耕火种再加上1958年以后对森林的肆意砍伐，造成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80%，其中大滑坡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10%，成为绵阳市生态环境最严峻的地区。1992年一场暴雨引发的洪水竟淹没了县城和附近的公路。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县水保和林业部门便在国家的支持下，开始对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山区采取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进行治理。但当时由于资金太少，只能在几个公社试点。直到1998年长江上游地区实行天然林禁伐并开展退耕还林（草）工程后，植树造林和治理水土流失的工作才取得了突破，短短几年，已造林10余万亩，封山育林8万亩，退耕还林（草）6万亩了。
杨柳坪村是20世纪80年代治理水土流失的试点村之一。
在绵阳市我便听说杨柳坪村是一个十分美丽的羌族小山村，于是到北川县后我便要求到杨柳坪村考察。
杨柳坪村在县城东边的景家山。一路行来，山路上到处是白色的、芳香的七里香，红色的、娇艳的刺玫和紫色的、优雅的兰花，仿佛给陡峭的山路镶上了一道彩色的花边。山下和半山都有枇杷和梨树，梨花已经开过，长出了蓁蓁的新叶。但高山上的杨柳坪村，梨花却正在盛开。白色的梨花像一堆堆流动的瑞雪、一团团飞扬的白云，在翠碧和黛绿的松林、杉林映衬下，愈见其冷艳和灿烂。丛丛雪白的梨花中，常常夹杂着一支半支粉红色的碧桃，一座座农家小院就隐藏在梨花深处，真是“人在画图中”了。
在盎然的春意中，踏着山间小径上缤纷的落英，我跟着杨柳坪村前任支部书记（现曲山镇农办副主任）冯益固来到了村庄后面的杉林里。这些20世纪80年代初期或中期种下的柳杉如今已经长成胸径达四五十公分的参天大树。一走进去，灿烂的阳光立即变得阴暗起来，有的地方甚至是黑黢黢的。头顶上是树枝搭成的巨伞，脚底下是枯枝败叶形成的腐殖层，鼻孔里满是森林的清香，冯益固这个四十七八岁的羌族汉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苍老一些，他抚摸着、搂抱着一棵又一棵大树，黝黑的脸上露出质朴的微笑……
他向我介绍了杨柳坪村的过去和现在。
和所有的北川人一样，杨柳坪村的村民们都以自己和大禹同乡而自豪，而“大禹为羌人”的传说，更使他们从自豪中又体会到了一种责任和艰辛。
和其他羌民一样，杨柳坪村人也崇拜山、崇拜水、崇拜村寨里的神树和神林。然而，经过1958年大办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那一场场反科学的闹剧后，昔日林木森森的杨柳坪村，所有的树木都被砍得精光。
大自然开始惩罚杨柳坪村的老百姓了。失去森林的庇护后，泉水干涸了，不但庄稼没有水灌溉，人畜也没有饮水，背一趟水来回得跋涉10多里山路，一下大雨便到处塌方，玉米也被冲毁了，人们只得在泥巴地里抠出一点可怜的洋芋果果。干旱的庄稼一亩地只产粮食几十斤到100来斤，人平口粮仅仅150斤到180斤，劳动日值最高时3毛6分，最低时只有8分钱。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冯益固和乡亲们只得把刚刚扬花、远远没有成熟的嫩玉米用刀连芯子一起削下煮在锅里糊口。冯益固全家最值钱的东西是一件毛衣，挨饿时，这件毛衣换了20斤玉米……
于是，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养女莫嫁景家山，天晴下雨路不干，男人穿双脚码子，女人挽对篾圈圈。”饥饿和贫穷使许多人逃亡，几百人的村庄最后只剩下六七十口人。
杨柳坪村全是羌民，他们是从附近各县陆续迁到这里的。冯益固也从外地迁来，最初在公社食堂当炊事员，1975年公社领导让他回生产队担任队长，后来又担任了大队长和村支部书记。
和许多羌族汉子一样，憨厚的冯益固不怕吃苦，他反复考虑了村里的情况后，对大家说：“有人想搬家，但是我们搬哪去？山破坏了，只能治山！”总结树越砍人越穷的教训，从1978年起他开始带领大家种树了。
最初只种了二三百亩，1980年以后在县林业局的具体指导下，树越种越多，越种越好，不但制订了规划，而且加强了育苗和管护措施，家家户户都订了“护林公约”，严禁在林中放牧。有一次，冯益固老丈人的牛吃了5株树苗，冯益固铁面无私，每株罚款5元。种树的同时又落实了林权，实行“谁造谁有，永久不变”的政策，于是村民们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在种树的同时，县水电局又在景家山修建了排水沟、引水渠、小型水库，指导村民们修建了蓄水池，解决了饮水和灌溉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