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安想起，三两粮之前，自己破译爷爷留下的书稿，差不多快完成了一半，后来饥荒来了，成天饿得六神无主，就放下了破译书稿的事，开始忙活肚子，书稿被重新包好，放进了柜子里。眼下饥荒过去了，时光也浪费了几年，日子恢复了正常，恒安又把书稿拿了出来，想尽早把书稿破译出来，便加快了破译的速度，每天夜里忙到很晚，仍嫌时间过得太快。让他生气的是，家中的琐事，常常会干挠他的破译工作。
先是长子昌喜上了小学，学业老不看好。妻子是个要强的人，儿子在学校，学业不能出类拔萃，让她在单位很没面子。回家对丈夫说，“好歹你也是教师，该辅导辅导昌喜了，再这样下去，这孩子怕要废了。”
当父亲的，也觉得有必要在孩子身上下些功夫，便试着辅导了几次，效果却并不看好。关键是这孩子太笨，极其简单的个位数加减运算，到了他这里，竟成了难点。父亲讲了几遍，孩子还是不懂，又讲了几遍，仍然不懂，父亲就拿来一些火柴杆，摆在桌子上，一组三个，另一组四个，指着一组问儿子，“这是几个？”
儿子看了一会儿，说，“三个。”
父亲又指着另一组问，“这是几个？”
儿子又看了一会儿，说，“四个。”
父亲听了，心里挺高兴，觉得这种直观教学法，发生了效力，便将两组火柴杆合到一处，又问儿子，“这总共是几个？”
儿子用手扒拉一遍，数了数火柴杆，说，“七个。”
父亲心里越发高兴，相信儿子已完全掌握了个位数的加减运算，趁热打铁，赶紧在一张纸儿上，写出一道题：3+4=？让儿子写出答案。
儿子皱着眉头，想了想，拿笔在等号后面写上“8”。
父亲一看，暴跳起来，大吼一声，“猪啊！”举手扇下一巴掌，痛得儿子嗷嗷直叫。
小柳红听见孩子哭叫，冲了过来，嗔怪道，“你小时候，很聪明吗？”
一句话，呛得恒安心里隐隐作痛。想起二大和二大娘救他的往事，后悔自己刚才冲动，忘记了儿子出生时，曾向孩子许下的诺言，局促地搓着手，站在二大娘面前，胀红了脸，像一个知道自己干了错事的孩子。小柳红根本不给他悔过的机会，领着昌喜回到自己屋里，说她会很好地教育孩子的。恒安心里清楚，二大娘是在当法院院长后，经过扫盲班学习，才勉强学会识字的，她识的那些字儿，大多还是他教的呢。现在提出由她来亲自辅导昌喜，结果是可以想见的。这样一来，昌喜在奶奶的庇护下，安全地在学校里混日子了。
烦恼看来是无法克服的。妻子又怀孕了。白天上班，下班后还要料理一家人的生活，妻子已经累得不得了，偏偏在这种时候，又怀上了第四个孩子。严重的妊娠反应，把她弄得快撑不住了。小柳红看不过眼，主动帮她担起家务。恒安正是在这时，发现自己原来对妻子的关爱得太少了，便暂时放下破译爷爷书稿的事，开始帮妻子料理家务。
秋天里，第四个孩子出生了，是男孩儿。父亲几乎想都没想，就给儿子起名叫昌庆。家里添丁增口，恒安夫妻的工资却不见涨。早年没结婚时，恒安每月领了薪水，如数交给二大娘，二大娘也不推脱，替他保管下来，到他结婚时，二大娘一分不少地把平日替她保管的钱，交给了他，又格外给了她一千块钱，以便让新婚夫妇，能置办些像样的结婚用品。婚后，二大娘就不再替她保管工资，恒安就把工资如数交给妻子。孩子小时，二人的工资，还能勉强维持家中生活；现在孩子多了，又长大了，家中用钱的地方多了起来，二人的工资，就显得有些紧巴。恒安知道，二大娘手里有钱，却不敢开口去要。家中很快出现了财政赤字，每个月精打细算，还是不能把钱花到月底，时常得到外面去借贷。
夏天里，又来了运动。这回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据最高指示，要在党内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最高指示里，没有指出这个当权派是谁，革命群众急得像无头苍蝇，疯狗一样，瞪着眼睛，四处搜寻攻击目标。
学校里开始停课闹革命。学生们把自己平时讨厌的教员，从教室里拖出，反绑起来，先使用棍棒改造他们的肉体，然后改造他们的灵魂。他们拿来黑水，给教员涂上黑脸，再拿来一个大木牌子，随便编造一个罪名，写到木牌上，挂在教员的脖子上，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拉到街上游街，说他们是走资派；工厂也开始停产闹革命，工人们把平日监管他们工作的管理人员，说成是走资派，痛打批斗之后，拉到街上游街；各行各业，都在揪斗走资派。
恒安生性胆怯，加上养父二大正在服刑，平日人面上总觉得矮人一截。虽说是党员，为人却极低调，开会时极少发言；因为担心学生会在课堂上顶撞他时，抖出自己家里的底细，上课时，他从不批评学生，甚至有时，还变着法儿，讨好学生，即使有的学生在课堂上犯了错误，他也视而不见，宽容学生，这就为他在学生中赢得了极好的人缘，停课闹革命时，没有一个学生会想到去批斗他。这一时期，不消再给学生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