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药的开发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最后一个阶段是临床试验，必须有三组对照：服真药，服假药和不服药。假药的外观和真药一样，这种假药就是‘安慰剂’。医生和病人都不知道哪些试验者服假药，哪些服真药，这叫“双盲”试验。几乎所有的临床试验都表明服假药比不服药效果好。”
同跃饶有兴趣，说：“那就是说假药也可能使病情改善。”
“确实如此，而且不服药的一组通常也有部分人病情自行改善。其实我们人人都是华佗，多数情况下，自身体内的抗病修复能力是战胜疾病的主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介入药物甚至迷信，功劳便都归功于它们了。”
同跃感到增长了见识，又问道：“中成药也要做对照吗？现在很多广告声称祖传秘方治疗癌症或其它疑难绝症，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患肝癌，买中草药用麻袋装。他的消化功能根本承受不了，很可能加速了他的死亡。”
“这个现象很普遍。中药的管理比较松，中成药上市也很容易，不需像西药那样临床对照。为吸引病人，有些中成药说明书不光有中医辨证，也列出相应的西医病名，比如肾结石、肾盂肾炎等。这时候的肾是指西医的肾，不再是刚刚小伙子那个虚无缥缈的肾了。制药厂如急功近利，只开发中成药或生产专利过期的西药，中国药业在世界上将难有一席之地。”
侯主任当年的话不幸而言中。2015年11月，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宣布花1600亿美元收购总部在爱尔兰的艾尔建制药公司。换算成人民币，金额之巨达一万多亿，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财力、何等的规模！然而GDP已经达到全球第二的中国仍然没有开发出一个在世界上广泛使用、具有重要商业意义的原创新药。
研发一个新药需要很多年的大量投资，然而一旦成功上市，药厂便可在专利保护期内以垄断价格谋取巨额利润。药厂的投入主要是开发阶段，实际生产成本极低，只要临床常规使用，即使大部分利润用于推销、回扣，药厂也能赚得盆满钵溢。进口专利药物几乎都是惊人的天价，为这些药物买单，为这些药厂创造利润最多的国家大概就是中国。在国际原创专利药品市场上，中国基本上是空白，只有进口的份。
中国有惊人的数量，2000年以前上市的中成药就多达三十多万种，有点薄利多销的架势。相比之下，西方药厂一个畅销药物就可以在专利有效期内养活一万多职工，如果他们白拿钱，除去办公、研究、开发等开销，这个数量最少翻一倍。
中国在医疗方面的投入远远低于西方国家。但是解放后，除了西医无法根治的疾病外，中国在常见病的防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比如传染病的防治，许多妇幼疾病，新生儿死亡率，常见的外科手术等等，中国医学的进步远远超过了国家经济发展相应水平。这些成就主要是因为医务人员的低收入和高付出，也是他们有效地采用和推广现代医学技术的结果。
老百姓中仍然十分普遍的观点是：面对癌症等西医尚无有效治愈办法的疑难绝症，就应该求助民间秘方、偏方，至少应该与西医结合。这很容易理解，毕竟我们比洋人多了一种与疾病作斗争的手段。结果如何呢？2014年11月3日新华网转载了健康报的一组数据：我国全部癌症五年生存率是30.9%，美国全部癌症的五年生存率约为70%。这是不是提示因为大量使用这些民间秘方、偏方，耽误了病人，使中国治疗疑难绝症的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低于国家经济发展相应的水平。是利是弊显而易见，如果家属将这部分钱用于积极的西医治疗包括支持治疗，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寿命都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
著名作家王海鸰在她自传体小说《大校的女儿》中提及韩琳母亲患肺癌，“妹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有广告说有种膏药能治肺癌，五百元一贴，两贴见效，不假思索就将一千元钱寄了过去。”在中国有几个人没有类似的经历？就算亲人中没有得癌症的，朋友、同事、熟人中这类例子比比皆是。病急乱投医。为亲人治病，多少个家庭倾家荡产在所不惜。
现在广告中大量的特效药和祖传秘方早就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极大地方便了病人的使用，所针对的西医病名更有助家属理解，尽管他们祖先“发明“这些药物时对这些西医病名一无所知。不过无数的人像韩琳妹妹那样一掷千金，人财两空不以为然，而且还因对亲人慷慨尽力感到心安无悔。
2015年屠呦呦因为中药研究发现抗疟疾药物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这也说明中医的精髓需要现代科学来阐明。现在疟疾的诊断治疗简单明了，再也不需要辨证论治、喝一堆关系不大的植物汤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