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过类似的批评，不知道柳月说的是不是也是这层意思，便感到脖子上火辣辣的，于是说：“我试试看吧。”说着伸出手去把她从水里拉出来，在她穿上自己的鞋子时候，我端起地上的木盆，随即和她一起往回走去。
两天以后，进行了第一次实弹打靶，也是对我们的“毕业考试”。我们分成三人一组，每人发给九发子弹，对一百米远处的胸靶进行站姿、跪姿和卧姿三种姿态的射击。
经过一周艰苦疲劳和刻板单调的熬煎，直到这时，人们的情绪才开始活跃起来，被考核人进入靶位后，其他的人都在后面围观，随着教官的口令，一阵“噼噼啪啪”的枪声响过之后，每当报靶员报出一个十环时，人群中便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
考核结果是学生的成绩普遍高于工人，艾云和我也都各打出了一个十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仅有的两名女生总分成绩分列一二名，特别是成绩最高的竟是培训班里唯一戴眼镜的学员柳月，她仅在卧姿射击一个项目中就打出了两个十环。
那天是贺志纯亲自来接的我们，在回金鳞湾的车上他告诉我们，经过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和警备司令部的大量工作，虽然邻近县区的武斗中仍有人使用枪枝，但几个市区还没有发现动用枪枝的情况，只是发展的趋势不容乐观，要求我们加强纪律性，对参加培训的事高度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泄漏参加射击训练的事。
到学校后我先回住处，然后来到队部，柳月正在翻看一周里攒下来的一堆红卫兵小报，看到我后用手指了指墙上的留言板，我抬头一看，上面有一行不知是谁写下的粉笔字：“木生，葛利江找你。”一看日期，已经过去几天了，便向柳月请了假，奔葛利江家去了。
来到葛利江家，看到厂里医务室的医生正来家里给他父亲换药，葛利江正和他母亲一起帮着两个医生把他父亲的身子翻过来。
葛利江看见了我投在地上的身影，头也没回地说：“回来了？”
“嗯。你到学校找我了？”
“我把那封信交给杨南雁了，她说要跟你谈一谈。”
“她对闻梅所说的事有什么态度没有？”
“她说要当面给你说。”
“那我怎么跟她联系呢？”
“打电话—357729转拨836。”
我在心里默念了两遍，记住了这个电话，但却又不便这就走了，正在进退为难的时候，却又想起另外的一档事儿。
这时，葛利江的父亲已经翻过身来，他头上的纱布已经拆下去了，脸上的肿胀又消了许多，能睁开眼睛了。他半倚在床头喘着粗气，看见我后，艰难地对我说：“木生，听利江说你住到学校里去了，听大伯一句话，不要去参加武斗，工业大学那帮小狗日的，心狠手辣，谁也黑不过他们……”
两个医生俯下身去，给他检查腿伤的情况。
葛利江看出我心里有事，和我来到院子里，问：“还有什么事吗？”
我将谷易容离开学校的事和托我带给他的话告诉了他。
他表情木然，半晌才说：“谷易容遭遇了这场无妄之灾，总算是有所觉悟。”
“你跟她说过些什么呢？能让她有那么感情深挚的怀念。”
他皱着眉头说：“我也没有刻意地跟她说什么，平时里你来我往地的讲的话多了，谁知道是哪句话碰到她的哪根敏感神经了呢？”
“她可是从不夸人的哟，特别是夸得那么狠。”
“她这个人，表面动作夸张，没有足够多的事情作为标本，谁能揣摩出她的真实想法呢？”
“这次不一样，我看她真的是很动感情的，没有丝毫的矫情，不象是什么表面动作。”
“哪又怎么样？”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我。
他一句话把我问住了，加上我心里有自己的事，便说：“算了，算了，话我带到了，你自己去琢磨去吧。”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来到厂门口，从小门进到厂里，幸好传达室里有人了，我在那里给杨南雁打了一个电话。当电话那头传来那个熟悉的声音时，我的心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跳动的频率。
“喂！我是工业大学冲锋号红卫兵团广播站。”
“我是林木生。”
“哦，……今晚上你来找我好吗？我在我家等你。”
“行。几点钟？”
“……七点吧。”
放下电话，我心里有些莫名其妙，过去那些种种的事情，重又清晰而生动地浮现在了眼前。
约会的时间还早，我回到家里，将那首已经一句一字地改过了的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激流》的诗找了出来，工工整整地抄在了一张纸上，然后迭起来放在了上衣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