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或者右派的群众一律平反，厂里的造反派在销毁黑材料的过程中，发现我爸在运动初期讲的一些话也被写成黑材料装在了档案里，还发现我妈的档案里，也有一袋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论材料，处理意见上写着‘内控右派’。”
以前的猜测终于得到了印证，长久以来一直在我心中悬着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下来了，只是，当它砸下来的时候，却又是那么沉重，让我一点轻松感也没有，沮丧地问：“这和你参加红卫兵的活动有什么关系呢？”
“我妈的右派言论材料上有闻梅她爸的签字。”
“那还是和红卫兵没关系呀。”
“我回家跟我爸妈说过，我参加红卫兵是闻梅的爸爸亲自批准的，发现我妈的内控右派材料后，我爸说我受了闻梅她爸的利用，为她人作嫁衣裳，于是对我参加红卫兵的活动就非常反感。”
“那天我们一起去闻梅家，你没有去，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呢？”
“是。柳月来约我的时候，我感到左右为难。”
“哦……。”我感到遇到了麻烦。
“你知道你妈是因为什么事才成为右派分子的吗？”
“听我爸和我妈讲，那时共产党整风，邀请党外群众给党提意见，我妈就给支部书记提了意见，主要是说他政策水平低、方法简单，作风粗暴。没想到她讲的话全都给记录下来，作为了右派言论，还装在了档案里。”
“那个支部书记是闻梅她爸吗？”
“不是。那时闻梅她爸是党委书记，但是他掌握着对右派认定的最后决定权。”
我下意识地想淡化这件事情，就说：“听说一九六二年的时候，大部分的右派分子都‘摘帽’了，既然右派分子都‘摘帽’了，你妈又只是内控右派而已，即使当时有一点右派的言论，程度应该比那些‘摘帽’右派要轻得多了，而且，这件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都是历史问题了，别人也不知道，不管它就是了。”
她说：“哪里有这样轻松啊，公开了右派身份的还可以有一纸摘帽结论，让你获得赦免，而内控右派因为没有公开右派身份，也就无帽可摘，又不能象这次销毁黑材料一样可以一烧了之，你的右派身份就将永远地不明不白地呆在档案里。你知道当这种档案里的右派是什么感觉吗？我妈说，就象有一双眼睛，浓痰一样地粘在你的脊背上，你能感觉到，却永远无法摆脱，等你一回头，又发现那双盯着你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有时甚至还对你笑一笑；又象有一只苍蝇，坠子般地吊在你的耳朵上，总‘嗡嗡’地提醒你——你有错，但却永远不告诉你错在哪里；你在自己的工作中，要想得到一丁点儿的肯定，总要付出比别人多的努力，而你如果发生一点儿错误，却要受到比别人多的惩罚。你将永远生活在莫名的恐惧中……”
我想起了儿时记忆中托儿所墙上的那幅宣传画，眼前交替浮现出画上那张狰狞疯狂的面孔和照片上杨南雁母亲那年青漂亮爱意融融的脸，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二者协调起来，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中。仰望迷茫的星空，仿佛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我的心与那些纷乱的群星一起，在飞旋中被吸进那个黑洞的深处。
杨南雁问：“你认识闻梅她爸吗？”
我这才从遥远的遐想中被拉了回来，怔了一下，说：“认识，以前我们是邻居。”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我感觉他挺好的，那时我还小，他对我们一帮小孩子都是很和蔼可亲的。”
“哦……。那天在金鳞湾汽车站，那辆车急急忙忙地把闻梅拉走，说她家出事了，你知道是什么事吗？”
“工业大学战旗造反兵团的人到她家，把她爸抓去批判斗争，她妈一着急犯了高血压，要送到市里的人民医院去，所以让她赶快回家。”
“闻梅她爸是走资派吗？”
“我不知道。”
“从北京回来时是工人纠察队和中学生红卫兵要斗争他，现在造反派红卫兵也要斗争他，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对你很重要吗？”
“我妈的内控右派材料、我爸的黑材料，都与他不无关系。”
“内控右派的问题我说不好，但黑材料不是已经销毁了，你爸不也已经平反了吗？”
“但造成这些黑材料的人还在，不仍然是很恐怖的吗？”
她的话让我的心“咯噔”一下，感到了一种更为深刻程度上的“恐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牵涉其中的是太过于重大和复杂的问题，完全不是当时的我所能认识和理解的，但我凭直觉明明白白地感到这可能导致杨南雁与闻梅之间未可预知的龃龉，这在我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息事宁人地说：“销毁黑材料是贯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指示精神，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她再也没有说什么，我也没有话说了。
过了好久，她试探般地问我：“学校里不会有人知道我妈右派的事吧？”